早上六點四十，我把鐵捲門往上推，它會卡在第三格。二十年了，每次都卡同一個地方。我用膝蓋頂一下，鏗一聲，它才肯乖乖捲上去。修過兩次，師傅說整組換掉要八千，我說算了，卡一下又不會死人。
騎樓的紅地磚被昨晚的雨洗過，靠外面那幾塊還是溼的。城隍廟的側門就在我斜對面，早課的木魚聲一陣一陣飄過來，混著金爐燒了一夜剩下的味道。那個味道我聞二十年了，講不上香，也講不上臭，就是老城區的味。
進門先開三台機器。
大姊是黑白的，一分鐘六十張，機齡比我兒子還大。她預熱要四分半，中間會咳兩聲，像老人早上起來清喉嚨。二姊是彩色的，脾氣壞，一下雨就吃紙。小妹是去年才買的，安靜到我不習慣。
碳粉味要等機器熱起來才出得來。有點像塑膠，有點像燙過的灰。開店第一年我聞了會頭痛，第三年就聞不到了，現在反過來，聞不到才怕。聞不到就是機器沒熱，機器沒熱就是今天要叫人來修。
七點十分，第一個客人推門。制服襯衫沒紮好，書包背一邊，是巷子底那個高三的男生。
「阿姨，這個雙面，兩頁印一張。」
「你這個字這麼小，兩頁印一張你看得到？」
「看得到啦。」
「印壞我不重印喔。」
我還是照他要的印，只是把邊界縮到最小，字才不會小到看不清楚。他站在旁邊滑手機，眼睛都沒抬。八十七頁的歷史講義，紙從出紙口一張一張疊上去，還是溫的。我把邊角敲齊，用長尾夾夾起來，他掏出一百塊，我找他三十五。
「阿姨，我這次要是考上，我請你喝飲料。」
「你先考上再講。」
他跑掉了，書包在背後晃。這種話我聽過幾百遍，真的回來請我喝飲料的，二十年來大概五個。那五個我都還記得，一個現在在台北當老師，一個在竹科，剩下三個不知道去哪了。
九點多，里長來。
「阿雲仔，這張要一百五十份。」
我接過來看，是清水溝的公告，還有登革熱噴藥的時間。里長的字用電腦打的，但排版排得亂七八糟，標題跟內文一樣大。
「里長，你這個標題我幫你放大喔。」
「妳看著用，妳用的比較水。」
「彩色的比較貴。」
「黑白就好啦，貼在電線桿又沒人在看漂亮的。」
一百五十份，大姊跑起來像在喘。我把印好的整疊搬到裁刀那邊，裁掉多出來的白邊。那台裁刀是我開店那年買的，鑄鐵的手臂，比我半個人還重，壓下去的時候要用整個身體的重量。刀落下去是咖一聲，很短，很乾。乾到有時候我會想，人的一輩子如果也有這種聲音，大概就是那樣子，該斷的地方斷得乾乾淨淨，不拖泥帶水。
十一點，廟裡的廟祝拿一疊名冊過來。
「方老闆，這個要印三十本，跟去年一樣。」
「一樣中間打洞？」
「妳看著弄。」
那是點光明燈的信眾名冊，一整年下來厚厚一疊，每一頁都是名字跟生辰。我把它們印好，用裝訂機一本一本壓過去，鐵梳條卡下去的時候手腕要用力，一天壓三十本，晚上手腕會酸。
「這麼多人點燈。」我隨口說。
「人怕啊。」廟祝說，「人怕就會來。」
「怕什麼？」
「怕自己有事沒交代完。」他把錢放在櫃檯上，數都沒數，「錢還你多的，妳自己拿。」
中午我去廟口買便當，回來的時候看到隔壁的老周在騎樓下修一雙咖啡色的皮鞋。
老周今年七十，修鞋修了四十幾年，話少到我有時候懷疑他一天講不到十句。他的攤子就是一張矮板凳、一個鐵箱、一台補鞋機，還有那罐永遠開著蓋的黃色強力膠。那個膠水味很衝，跟我這邊的碳粉味在騎樓中間會撞在一起，撞出一種只有我們這條街才有的氣味。
「老周，吃飽沒？」
他點頭，沒抬眼。
「你那個收音機聲音開這麼小，你聽得到喔？」
「聽得到。」
三個字。今天算多的了。
下午沒什麼人。我坐在櫃檯後面對帳，把上個月的收據一張一張貼到本子上。城隍廟那邊有人在點光明燈，擴音器唸信眾的名字，唸到一半跳針，重頭唸。
三點多，機器自己動了。
我一開始沒注意。店裡三台機器整天有一台在跑是正常的，我以為是我早上排的隊列還沒跑完。等到出紙口那邊安靜下來，我才想起早上的東西我十點就交完了。
我走過去，看到大姊的出紙盤上躺著一張A4。
我的店有一個收單的信箱，客人把檔案寄過來，寫名字寫電話，我印好放在櫃檯的鐵架上，他們自己來拿。這個做法用了七八年，從來沒出過事。所以我第一個反應是：誰寄了東西過來，我沒看到信。
我拿起那張紙。
紙是熱的，剛出爐的那種熱。上面是直式排版，中間一個名字，旁邊一個日期。字體是那種老式的宋體，很端正，端正到有點冷。
我看了三秒才反應過來，這是一張訃聞。
不是完整的那種，沒有家屬的名字，沒有地址，沒有靈堂在哪裡。只有一個名字，一個日期，還有一行很小的字寫著「歿」。
日期是三天後。
我第一個念頭是，哪一家葬儀社的檔案寄錯了。這一帶有兩家，一家在廟後面，一家在市場那邊，他們偶爾會來我這裡印東西，但他們都有自己的印表機，而且他們印之前一定會先打電話。
我把紙翻到背面。背面是空的，連機器印檔案時會帶的那條淡淡的邊都沒有。
我回去查信箱。收件匣裡沒有新的信。我把垃圾信件匣也翻了一遍，沒有。我拔掉櫃檯上的隨身碟看了一下，也沒有。
「見鬼了。」我自己念了一句，念完自己覺得不太吉利，呸了兩聲。
我把那張紙壓在櫃檯的玻璃下面，想說等一下應該會有人打電話來問。人家寄檔案來，總會來拿。做我們這行的都知道，沒有人會白白花錢印一張紙然後不要，連學生印錯一張都會回來吵著要退五塊。
沒有。
四點沒有，五點沒有，六點半我把大姊二姊都關掉了，還是沒有。七點半廟裡開始收攤，賣蠟燭的阿婆推著車經過，跟我點頭。八點我把鐵捲門拉下來一半，剩一半是留給我自己出去。
我坐在櫃檯後面，把那張紙抽出來，對著騎樓的燈再看一次。
我先生走的那年，訃聞是我自己印的。那時候我半夜坐在這張椅子上，排版排到天亮，排到後來我連他名字都排到不認識了，看起來像三個陌生的字。所以這種東西我一眼就認得出來，它跟別的紙不一樣，它的空白特別多，多到像是刻意留給活著的人喘氣用的。
日期是三天後，這我確定，我看了不下十遍。可是我剛剛一直在想日期，都沒有好好看那個名字。
那三個字我每天都看得到。它就寫在隔壁那個鐵箱的側面，用白色油漆寫的，寫得歪歪的，寫了幾十年，被太陽曬到快掉光了。
周金木。
隔壁修鞋的老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