暗房的門一關，世界就只剩下一盞紅燈。
那盞燈掛在水槽上方，燈泡外頭罩著一層暗紅色的玻璃，是師父從東京帶回來的，比我的年紀還老。紅光照在顯影盤裡，藥水看起來像稀釋過的醬油，聞起來卻是酸的，帶一點臭鐵的味道。我在光華寫真館當學徒滿三年，這股味道早就吃進我的指甲縫裡，阿母說我回家吃飯，碗裡的飯都有藥水味。
「手莫抖。」師父在我背後說。
他的聲音很低，暗房裡講話本來就不能大聲，這是他定的規矩。師父叫蔡朝宗，太平町一帶的人都叫他蔡先生，年輕時在東京的寫真學校讀過兩年，回來開了這間寫真館。店面不大，前頭是接待客人的櫃檯和一座布景，後頭是攝影場，再往後穿過一條窄窄的走廊，才是這間不到兩坪的暗房。
我用竹夾子夾起第一塊玻璃乾板，順著盤緣滑進顯影液裡。這批乾板是師父昨天下午到永樂町拍的街景，一共十二塊。大稻埕的商工會要印一本寫真帖，說是要給內地來的客人看看台北的繁榮，指定要拍幾條大街的店面。師父扛著那台木頭暗箱和三腳架，從太平町走到永樂町，我在後面背乾板匣子，汗流得像剛從淡水河爬上來。
乾板在藥水裡輕輕搖，搖了一陣，影像慢慢浮出來。先是最暗的地方，然後是街屋的輪廓，亭仔腳的柱子，掛在騎樓下的招牌。底片上的明暗是顛倒的，天空黑，人影白，但看久了，我已經能在腦子裡把它翻回來。
「時間到，換去停止液。」
我把乾板夾起來，水滴答滴答落回盤子裡，再放進下一盤。停止液是醋酸，酸味更衝，我憋住氣。接著是定影液，要泡夠久，影像才不會再變。師父說，顯影是讓東西出來，定影是讓它留下來，兩樣都不能急。
一塊一塊做下去，做到第七塊，我的手停了。
那是永樂町靠近城隍廟那一段，一排紅磚街屋，二樓的窗台上曬著布。畫面中間有一台人力車剛剛經過，車夫的腳拉成一條模糊的白影。人力車後面的亭仔腳下，站著一個穿白色長衫的中年男人，頭戴巴拿馬帽，一手拿著扇子，臉正對著鏡頭。
顛倒的底片裡，他的臉是黑的，帽子是黑的，只有長衫的影子是一片透明的白。可是那張臉的形狀我認得。寬額頭，下巴有點往前翹，左邊眉尾有一顆痣，在底片上是一個小小的亮點。
「師父。」我說，「你來看這塊。」
師父走過來，彎下腰，臉湊到紅燈底下。我聽見他吸了一口氣，那口氣吸進去之後，很久沒有吐出來。
「這是林頭家。」我說。「錦泰號的林錦堂。」
師父沒有回答。
林錦堂是港町錦泰號茶行的頭家，大稻埕做茶的人沒有不認得他的。他每年過年都來寫真館拍全家福，太太坐中間，女兒秋月站在旁邊，他自己站在最後面，總是叫師父「拍闊一點，莫把我的頭剪掉」。上個月他女兒從高女畢業，還來拍了一張穿洋裝的獨照，是我幫忙打的燈。
而林錦堂已經死了。
他是七月初出的事，聽說是到基隆談生意，夜裡在碼頭落水，屍體過了兩天才在港外撈起來，泡得認不出樣子，就地入殮封棺，用卡車載回大稻埕。三天前出殯，錦泰號門口的白布幔掛了半條街，法師敲鐃鈸敲了一整個早上。師父還替他們放大了一張遺照，用的就是過年那張全家福，把林頭家的臉單獨裁出來，配上黑框。那張遺照是我送過去的，林家總管阿福伯在門口接，眼睛腫得像兩顆龍眼。
我們昨天下午拍的照片。三天前下葬的人。
「拍錯了。」師父說。他的聲音比剛才更低。「這是舊的乾板，混在裡面。」
「不是啊。」我指著畫面角落，「這間是新開的金義成布行，招牌上個月才掛上去。還有這台人力車，車頂的布是新換的，昨天我們拍的時候，它就從我面前過去。」
師父直起身子，紅光照在他的臉上，看不出他的臉色，只看得見他的嘴唇抿成一條線。他伸手把那塊乾板從定影液裡夾起來，水都沒有甩乾，就拿到暗房角落的鐵桶邊。
「阿樹，你聽我講。」他說。「這塊乾板，咱沒拍過。你沒看過。」
「師父——」
「你若是還要在大稻埕過日子，就沒看過。」
他從架子上拿起一把鐵鎚，對著乾板的玻璃面輕輕一敲，玻璃裂成好幾片。他把碎片丟進鐵桶，又從抽屜摸出一盒火柴，點了一張舊報紙丟進去。藥膜遇火，燒出一股刺鼻的焦味，像燒頭髮。紅燈下，火是暗橘色的，一下子就熄了。
我站在水槽邊，手上還夾著竹夾，竹夾的尖端在滴水。
師父背對著我，在鐵桶邊站了很久。外面的街上有人在叫賣燒肉粽，聲音拖得很長，從暗房的牆縫裡鑽進來。
「剩下的做完。」他說。「做完去洗手吃飯。」
然後他開門出去了。門開的一瞬間，走廊的天光照進來，我眼睛一陣刺痛，什麼也看不見。等門再關上，紅燈又回來，鐵桶裡的焦味還沒有散。
我把剩下五塊乾板一塊一塊做完，手一直很穩，穩到我自己都覺得奇怪。
師父沒有看見的是，昨天傍晚回到寫真館以後，他先去前面應付一個來拿證件照的客人，叫我把那批乾板裡曝光比較沒有把握的幾塊，先用印相紙試印一張。那叫印樣，是用來看曝光夠不夠的，小小一張，不拿給客人。我試印了三塊，第七塊就是其中之一。我那時候沒有注意畫面裡有誰，只看了天空有沒有過曝，就把印樣夾在暗房門後的那本工作簿裡。
那本簿子現在還掛在門後的釘子上。
我把手擦乾，把簿子翻開。那張印樣還在，比明信片還小，紙面有一點捲。印樣是正的，明暗翻回來了，亭仔腳下的那個人穿著白長衫，戴巴拿馬帽，扇子收在手裡，眼睛直直地看著鏡頭。看著我。
他的神情很平靜，一點也不像一個死人該有的樣子。我知道這句話很好笑，死人本來就不會站在街上。
我把印樣抽出來，夾進襯衫裡，貼著肚皮。紙是冰的，貼了一陣才暖起來。
那天晚上師父什麼也沒說。他吃飯吃得很少，配了兩口鹹菜就放下碗，坐到前面櫃檯，點了一盞煤油燈翻帳簿，翻了很久都停在同一頁。師娘前幾年過身了，寫真館裡平常只有我們兩個人，晚上我睡在攝影場角落的一張竹床上，師父睡二樓。
隔壁是漢藥店，頭家娘阿桃嬸九點多來敲門，送了一碗四神湯，說是剩的。她探頭往裡看，問師父今天是不是不舒服，臉色青青的。
「天氣熱。」師父說。
「是啦，聽講內地跟支那那邊打起來了，報紙每天都在寫，人心惶惶的。」阿桃嬸壓低聲音，「我家那個叫我莫講，講了會被抓。你也小心一點，你們這種照相的，上面的人最愛來問東問西。」
「我知。」師父把碗接過來，跟她說多謝。
阿桃嬸說的是七月初北邊打起來的事。報紙上叫支那事變，號外一張一張地出，街上的日本人走路都比較快。今年四月起，報紙裡本來還有的那一兩頁漢文欄，全部沒有了，阿母不識日本字，從此只能叫我念給她聽。我念得結結巴巴，很多字我也只認得一半。
我躺在竹床上，攝影場的天窗外面是一塊黑藍色的天，沒有月亮。布景板上畫著假的西洋花園，有噴水池和石柱，白天看很漂亮，晚上看起來像一座墳場。我把印樣從襯衫裡拿出來，又放回去，又拿出來。我想不通。
如果林頭家沒有死，那三天前埋進土裡的是誰。
如果他沒有死，他為什麼要站在永樂町的街上，對著師父的鏡頭。
師父為什麼一看就知道要燒掉。
我想去敲樓上的門問清楚，可是腳一放到地上，就想起師父那一句「你若是還要在大稻埕過日子」。他講話向來溫溫的，我做壞一盤藥水，他頂多嘆一口氣叫我重來，從來沒有用那種聲音跟我講話。
我把印樣塞進竹床的草蓆底下，壓在一雙舊布鞋裡。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被一個聲音吵醒。
一開始我以為是老鼠。寫真館後面是一條防火巷，晚上老鼠很多，常常在屋簷上跑來跑去。可是那個聲音不是跑，是刮。一下，停住，再一下。金屬刮在木頭上，很慢，很小心。
聲音是從後門傳來的。後門在暗房旁邊，通到防火巷，平常用一根木閂閂住，外面再掛一把鎖。
我屏住氣，從竹床上坐起來。攝影場裡很黑，布景板的影子一動也不動。我聽見木閂被什麼東西頂住，喀的一聲，往上抬了一下，又落回去。外面的人停了一陣，好像在聽裡面有沒有動靜。
我的手在黑暗裡摸到三腳架的一支腳。那是一根粗木頭，尾端包了鐵。
刮的聲音又響起來。這一次比較用力，接著是木頭裂開的一聲悶響。後門被推開了一條縫，夜裡的風吹進來，帶著防火巷裡的水溝味。
有一個人影，彎著腰，從門縫擠進了走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