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後來常常想，那天晚上如果我沒有出聲，那個人會拿走什麼。
可是我出聲了。我抓著三腳架的那支腳站起來，膝蓋撞到竹床的床沿，整張床嘎的一聲往旁邊滑。走廊上的人影一下子定住。我看不見他的臉，只看見一個比我矮一點的輪廓，頭上包著一塊布。
「是誰！」
我的聲音破掉了，連我自己都聽得出來在發抖。
那個人沒有回答，轉身就往暗房鑽。我追過去，三腳架的腳揮出去，打在暗房的門框上，震得我整條手臂發麻。暗房裡傳來玻璃倒下的聲音，晾乾板的木架被撞翻了，一塊一塊的乾板砸在磚地上。我聞到一股味道，不是藥水，是炭火燒過的煙味，混著一點點烘過的茶香，很淡，但是很清楚。
人影從我身邊擠出去，肩膀撞在我胸口，力氣大得不像是個小偷。後門砰地甩開，防火巷裡響起一串踩過水溝蓋的腳步聲，往城隍廟那邊跑，很快就聽不見了。
樓梯上亮起一盞燈。師父穿著汗衫，手上提著煤油燈下來，頭髮亂得像一叢草。
「有人撬門。」我說，「跑了。」
師父把燈舉高，先照後門，門閂被撬斷了一截，木頭的裂口還是白的。然後他照暗房。晾乾架倒在地上，昨天那批街景乾板裡已經定影好的，有兩塊碎了，其餘的散了一地。鐵桶也翻了，昨天燒剩的焦黑碎玻璃撒在磚縫裡。
師父蹲下去，一塊一塊撿起來對著燈看，數了一遍，又數了一遍。
「十一塊，還在。」他說，「碎了兩塊。」
「要去派出所報嗎？」
師父把乾板疊好，放回架子上。「報了，大人會來問，問完了要寫報告，寫報告就要問你昨天拍了什麼，去了哪裡。」他看著我，「你想要大人來問嗎？」
我沒有回答。
他找了一塊木板，用鐵釘把後門暫時釘死，敲釘子的聲音在半夜裡響得很遠。釘完了，他坐在暗房門口的矮凳上，點了一支菸，菸頭在黑暗裡一亮一亮。
「阿樹，那塊乾板，你確定燒乾淨了？」
「你親手燒的。」
他嗯了一聲，沒有再問。我站在旁邊，覺得襯衫底下那張印樣的位置一陣發燙，可是印樣明明壓在竹床的草蓆底下，根本不在我身上。
天亮以後，師父叫了木匠來換門閂，對外說是野狗撞門。他整個早上都在前面招呼客人，有一對要拍訂婚照的年輕人，女的穿了一件新做的旗袍，男的西裝太大，袖子蓋到指頭。師父幫他們調了半天姿勢，笑得跟平常一樣。
快中午的時候，他從櫃檯底下拿出一個牛皮紙袋。
「錦泰號那邊訂的，遺照翻拍的小張，十張，要給親戚帶回去拜。」他說，「你送過去，錢阿福伯會付。送了就回來，莫在那邊黏。」
我接過紙袋，心裡跳了一下。這件事三天前就該送了，那時候師父說林家辦喪事亂，晚幾天再說。我沒想到會是今天，更沒想到是他自己叫我去。
錦泰號在港町，離淡水河的碼頭只有兩條街。從太平町走過去，要穿過永樂町，經過城隍廟前面。廟口照常很熱鬧，賣仙草的、賣涼水的、替人寫批信的先生，攤子一個挨一個。我刻意走昨天那一段，走到金義成布行對面，在亭仔腳下站住。
就是這裡。那根柱子，柱腳缺了一角，紅磚露出來。林頭家昨天就站在柱子旁邊。
我站在他站過的地方往街上看，對面就是師父架三腳架的位置。一台人力車從我面前跑過去，車夫喊了一聲借過，我往後退了一步。地上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一攤乾掉的檳榔汁。
到了錦泰號，門口的白布幔已經拆了，換上一對寫著藍字的燈籠。茶行的店面很深，前面是買賣茶葉的櫃檯，後面是一個天井，天井兩邊的廊下坐了十幾個揀茶的婦人，每人面前一個竹篩，手指在茶葉裡撥來撥去，把茶梗和黃片挑出來。再往後就是焙茶間，焙籠一排一排架在炭火上，熱氣一陣一陣湧出來。
那股味道撲到我臉上的時候，我整個人站住了。
炭火的煙味，混著烘過的茶香。
跟昨天晚上那個人身上的一模一樣。
可是我馬上又想，大稻埕的茶行有幾十間，港町、永樂町、建昌街，每一間的後面都在焙茶，焙茶季節裡整條街都是這個味道，挑茶的、搬茶的、焙茶的，每一個人身上都有。我阿母在建成號揀茶，她晚上回家，衣服上也是這個味道。
「阿樹仔。」
阿福伯從櫃檯後面走出來。他六十出頭，背有點駝，穿一件洗得發白的對襟衫，手腕上纏著一串念珠。我還小的時候就認得他，他每次來寫真館領照片，都會從口袋裡摸出一顆糖給我。
「蔡先生叫我送遺照的小張來。」我把紙袋遞過去。
阿福伯接過去，抽出一張看了看，看得很久。照片上是林頭家過年時候的臉，笑得很開，眼角有紋。阿福伯的嘴角抽了一下，把照片塞回去。
「辛苦你了。多少錢？」
「師父說一圓二角。」
他轉身要去帳房拿錢，後面的布簾掀開，一個穿白衣的女孩子走出來。
是秋月。她比上個月來拍畢業照的時候瘦了一圈，頭髮在腦後簡單地挽起來，插了一支白色的絨花。她看到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阿福伯，我來拿錢給他就好，你去顧焙間，阿春嬸說炭快沒了。」
阿福伯看了她一眼，沒說什麼，往後面去了。
秋月帶我穿過天井，走到帳房。帳房很小，一張桌子、一個算盤、一面牆的帳簿，窗子對著後巷。她從抽屜裡數出一圓二角，放在我手心，手指碰到我的時候很冰，大熱天裡冰得不正常。
「你們師父拍的那張遺照，」她說，「是過年那張裁出來的吧。」
「是。」
「我阿爸說過，那張他笑得太開，不像生意人。」她停了一下，「他說要是哪天要用遺照，叫我去找蔡先生重拍一張比較正經的。我說阿爸你講這個做什麼，他就笑。」
我不知道要接什麼話，手心的銅板被汗弄得黏黏的。
「阿樹，」她忽然說，「你相信我阿爸死了嗎？」
我抬頭看她。她的眼睛很乾，沒有哭過的樣子，或者是已經哭乾了。
「棺材是從基隆載回來的，」她說，「封了釘，上面還貼了紙條，說是警察署驗過了，衛生上不許開。我阿母哭著要看最後一面，那邊來的人說泡太久了，看了會作惡夢。我們連阿爸的手都沒摸到。」
「那邊來的人是誰？」
「基隆的一個支店掌櫃，說是阿爸的朋友，我以前沒見過。」她從桌上拿起一個小布包，打開，裡面是一雙黑色的皮鞋，「這是跟棺材一起送回來的，說是阿爸落水的時候穿的。你看鞋底。」
我接過來翻過去看。鞋底很乾淨，皮面幾乎沒有磨過。
「我阿爸走路外八，左腳拖地，他的鞋穿不到兩個月，左邊鞋跟就斜一塊。」她說，「這雙是新的。新的，泡過海水，還是新的。」
我握著那雙鞋，忽然很想把印樣的事講出來。話已經到喉嚨了，前面店口卻傳來一陣木屐的聲音，還有阿福伯拉高的嗓門，用日本話在說：「是，是，請進。」
秋月一把把鞋子收回布包，塞進抽屜。
來的人穿一套白色的開襟西裝，手上拿著草帽，腳上不是木屐，是一雙擦得很亮的皮鞋，木屐聲是跟在他後面的另一個人。他三十幾歲，臉曬得很黑，個子不高，頭髮剃得很短。他先走到天井邊的神桌前，對著林頭家的牌位合掌拜了三拜，動作很規矩，拜完了才轉過身。
「秋月小姐。」他說的是台灣話，腔調硬硬的，但是每個字都聽得懂。「打擾了，我來給林桑上個香。」
「佐藤大人。」秋月低下頭行了個禮，「多謝你特別來。」
我聽過這個名字。北警察署的刑事，管大稻埕這一帶的思想和外國人，大家講到他的時候都會把聲音放小。阿桃嬸說他會講台灣話，所以在茶店仔裡講什麼都要小心，你不知道他坐在哪一桌。
佐藤的眼睛在帳房裡轉了一圈，落在我身上。
「這個是？」
「光華寫真館的學徒，來送照片。」秋月說。
「光華寫真館。」佐藤把這四個字念了一遍，像在嘴裡嚼一顆花生。「蔡桑的徒弟。叫什麼名字？」
「陳阿樹。」
「幾歲？」
「十七。」
「十七。」他點點頭，「我的弟弟在內地，今年也十七，在熊本讀中學，比你高一點。」他從西裝口袋裡摸出一盒牛奶糖，黃色的紙盒，打開，倒了兩顆在我手上。「吃吧。」
我不敢不接。糖在手心裡，和那一圓二角放在一起。
「蔡桑最近很忙吧？」佐藤問，「我聽講商工會請他拍寫真帖。」
「是。」
「拍了哪幾條街？」
「太平町，永樂町。」我說，「還有本町那邊要過幾天才去。」
「永樂町。」他又念了一次，「哪一天拍的？」
「昨天。」
他看著我，看了大概有三口呼吸那麼久。我把牛奶糖握在手裡，糖紙被汗浸濕了。
「現在時局不一樣，」他說，聲音很和氣，「照相要小心。碼頭、倉庫、軍隊的東西，都不可以拍。拍到了，要拿去給上面檢查，懂嗎？蔡桑是老師傅，他知道規矩，你是少年人，要學。」
「我知。」
「拍好的寫真帖，送去商工會以前，先拿來署裡讓我看一下。」他笑了，露出一顆金牙，「我也想看看永樂町，拍得漂亮不漂亮。」
他轉頭去跟秋月講話，問林太太身體好不好，問茶行的生意有沒有受影響，問基隆那邊有沒有再寄什麼東西回來。秋月一句一句地答，聲音很平。阿福伯站在天井邊，雙手垂著，一直看著地上。
我說了一聲我先回去了，轉身往外走。
走到天井的時候，秋月忽然叫住我。「阿樹，你等一下，收據還沒寫。」
她從帳房拿了一張紅格子的收據紙出來，當著佐藤的面，拿毛筆在上面寫了「遺照小張十枚，壹圓貳角，收訖」，蓋了錦泰號的章，對折，遞給我。
「拿回去給蔡先生。」
我接過來，放進褲子口袋，鞠了個躬。佐藤揮揮手，跟我說慢走。
一直走到港町的街口，轉進一條沒有人的小巷，我才把那張收據拿出來打開。
紅格子的收據紙對折了兩次，折痕裡面還夾著一張小紙條，比我的拇指大不了多少，是從帳簿邊上撕下來的，鉛筆字寫得很急，有幾個字差點連在一起。
「阿爸出事前一晚，跟我說他要去拍一張照片。不要跟任何人講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