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清晨，淡水河上起了霧。
我四點就醒了，其實是一整夜都沒有睡著。師父比我更早，我下樓的時候，他已經坐在櫃檯後面，煤油燈點著，桌上放著那台折疊相機，皮面擦得發亮，鏡頭拉出來，又收回去，又拉出來。
「軟片我裝好了，」他說，「十二格，你只用一格。」
「師父你不去嗎？」
他把相機推到我面前，沒有回答。過了一會兒，他站起來，從牆上拿下帽子。
「去。」他說，「我欠他一句話。」
我們走出寫真館的時候，太平町的街還沒有醒。賣豆漿的攤子剛生火，炭爐冒著白煙，一隻黃狗趴在亭仔腳下，抬頭看我們一眼，又趴回去。我們穿過永樂町，經過城隍廟，經過金義成布行對面那根柱腳缺了一角的柱子。我看了那根柱子一眼，師父也看了。
港町的碼頭在霧裡只看得到一半。河面是灰白色的，對岸的觀音山完全不見了，只剩下近處幾艘戎克船的桅桿，一根一根插在霧裡。有人在船上收纜繩，繩子摩擦木頭的聲音很低，很長。
林頭家站在倉庫門口，穿著一件深藍色的長衫，不是苦力的短褂了，頭上戴著一頂舊的黑呢帽，帽簷壓得很低。他身邊放著一個藤箱，不大，看起來不重。秋月站在他旁邊，穿著白衣，頭髮挽好了，插著那支白色的絨花。阿成叔站在更遠一點的地方，抽著菸，在看碼頭的入口。
師父走過去，在林頭家面前站住。兩個人看著對方，誰都沒有先開口。
「你瘦了。」林頭家說。
「北署的飯不好吃。」師父說。
林頭家笑了，笑出聲音來，然後他把手搭在師父的肩膀上，搭了很久。
「朝宗，那張證件寫真，」他說，「錢我還沒給你。」
「記帳。」師父說。
「記到什麼時候？」
「記到你回來。」
林頭家沒有接這句話。他把手放下來，轉向秋月。秋月從懷裡拿出一個小布包，打開，裡面是一串鑰匙和一顆木頭的印章，印面刻著錦泰號三個字。
「這個你帶走。」她說。
「這個是你的。」林頭家把布包推回去，「錦泰號是你阿公開的，我顧了二十年，現在換你顧。茶要怎麼焙，阿春嬸知道。帳要怎麼記，你比我會。基隆那邊的生意先停，等時局好一點再說。」
「阿福伯呢？」秋月問。
林頭家沉默了一下。「他出來以後，若是他還要回來，你讓他回來。」
秋月看著他，點了點頭。她的眼睛紅了，可是一直沒有掉眼淚。
「你阿母那裡，」林頭家說，「等她比較好的時候，你再跟她講。講她丈夫是一個沒用的人，連死都死不好。」
「我會跟她講，」秋月說，「你是一個連死都捨不得我們的人。」
船上有人喊了一聲，是要開了。阿成叔把菸丟進河裡，走過來，提起那個藤箱。
林頭家轉頭看我。
「阿樹仔，相機帶來了？」
「帶來了。」
「你站在這裡，」他指著倉庫門口的台階，「我走上去的時候，你拍我。拍我的背就好。」
我想問他為什麼，話還沒出口，他已經自己說了。
「我的臉，已經有一張了，」他說，「掛在錦泰號的神桌上，笑得太開，不像生意人。那一張是林錦堂的。」他看著河面上的霧，「上船的這個人，不是林錦堂。他沒有臉也沒關係。可是我想要有人記得，有一個人，在這一天，從這裡走了。」
他轉身往碼頭走。
我把折疊相機打開，鏡頭拉出來，對著他。觀景窗裡，霧是一整片的灰，碼頭的木板一塊一塊伸進霧裡，戎克船的船身是黑的，桅桿是黑的。林頭家走在木板上，藤箱在阿成叔手上，他的兩隻手空著，走路外八，左腳有一點拖地。走到跳板前面，他停了一下，沒有回頭。
我按下快門。
喀嚓一聲，很小，被河水的聲音吞掉了。
林頭家踩上跳板，上了船，彎腰鑽進船艙，不見了。船夫解開纜繩，用竹篙撐離岸邊，船身慢慢滑進霧裡，先是船頭不見，然後是桅桿，最後只剩下竹篙點水的聲音，一下，一下，越來越遠。
秋月一直站在那裡，站到聲音都聽不見了，才轉身。她走過我身邊的時候，伸手碰了一下我手上的相機，碰的是鏡頭蓋。
「沖好了，」她說，「拿一張給我。」
那年秋天，北署把寫真館的東西送回來了。是兩個巡查用台車推來的，四個木箱，寄存櫃的乾板、照片、帳簿，一樣一樣都在，有一些乾板裂了，有一些照片被折過。師父和我花了三天，把它們一格一格放回寄存櫃。
最後一個箱子的底下，壓著一個牛皮紙的信封。信封上沒有寫字，封口沒有黏。我打開，裡面是一張小小的印樣，比明信片還小，紙面有一點捲。亭仔腳下，一個穿白長衫、戴巴拿馬帽的男人，手裡拿著扇子，看著鏡頭。
是我從竹床底下的舊布鞋裡被搜走的那一張。
信封裡沒有別的東西。沒有字條，沒有收據。師父拿著那個信封翻來翻去看了很久，然後把印樣放回去，交給我。
「收好，」他說，「這是你的第一張。」
那年冬天，師父開始咳嗽。北署那五天，他沒有跟我講過裡面的事，我也沒有問。他咳得厲害的晚上，阿桃嬸會送一碗杏仁茶過來，坐在櫃檯旁邊陪他講一陣話。過了舊曆年，他說要回樹林的老家，他阿兄在那裡種田，空氣比較好。
他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把寫真館的鑰匙放在暗房的水槽邊。
「店交給你，」他說，「乾板跟藥水的錢，榮町那間材料行可以讓你先賒三個月，我講好了。客人的寄存櫃，一格都不要丟。」
「師父，我還不會修底片。」
「慢慢就會了。」他在矮凳上坐下，看著那盞紅燈，「阿樹，你知道人為什麼要來照相館嗎？」
我搖頭。
「不是為了好看。」他說，「是怕有一天，自己不見了，沒有人記得自己長什麼樣子。錦堂那張合影，他說要證明那些人存在過，我那時候笑他。現在我知道了，他是對的，我們做的就是這件事。有人站到你的鏡頭前面，你就要讓他被記得。」
他站起來，拍了一下膝蓋。
「好了，我講太多了。」
第二天早上，他提著一個包袱，坐人力車去了台北驛，再坐火車去樹林。我站在寫真館門口，看著人力車轉過街角。
後來的事，說起來很長，可是寫下來也就是幾行字。
戰爭一年一年打下去，大稻埕的招牌一塊一塊換成日本字，後來又一塊一塊換回來。阿福伯關了一年多才出來，出來的時候頭髮全白了，他沒有回錦泰號，在城隍廟後面賣了幾年香燭，秋月每個月都去看他一次，他死的時候，是秋月替他辦的喪事。林頭家從香港寄過兩封信回來，信上只寫茶的事，第三封信一直沒有來。佐藤在戰爭結束那年回了內地，聽說是坐最後幾班船走的，走之前，有人看見他一個人在永樂座的門口站了很久。師父在樹林的老家過身，是戰後第三年的春天，我去送他，帶了一張他年輕時在東京拍的照片，放在棺材裡面。
光華寫真館我開了四十幾年。後來永樂町改叫迪化街，太平町改叫延平北路，大家都去照相器材行買膠捲，自己拍，拿去快速沖印，寫真館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。我把店收起來的時候，寄存櫃裡還有兩百多格，有一些客人的孫子都已經結婚了，還不知道阿公阿嬤的底片在這裡。
我一直沒有把那批底片拿出來給人看。
直到前幾年，迪化街有一群年輕人在整理老街屋，說要辦一個展覽，找老店家借東西。他們找到我的時候，我已經八十幾歲，走路要拿拐杖。我想了很久，答應了。
展覽在一間修好的老茶行裡，紅磚牆，天井，後面的焙茶間還留著焙籠的架子。他們問我要叫這個展覽什麼名字，我說，就叫留影吧。
那批底片裡，有一張永樂町的街景，紅磚街屋、二樓曬布的窗台、一台跑過去的人力車；有五張北署對面茶店仔的照片，一個戴斗笠的駝背老人坐在一個穿白西裝的男人對面；有一張霧裡的碼頭，一個男人的背影正要走上跳板，走路外八，左腳有一點拖地。還有一張比明信片還小的印樣，紙面有一點捲。
開展那天，來了很多人。有一個大學生站在那張碼頭照片前面看了很久，回頭問我，這個人是誰。
「一個做茶的。」我說。
「他去哪裡了？」
「不知道。」
學生點點頭，又往下一張去了。
傍晚人散了以後，一個老太太拄著拐杖從門口進來，頭髮全白，挽在腦後，插著一支白色的絨花。她沒有看別的照片，直接走到那張碼頭的照片前面，站住，伸手碰了一下玻璃框。
我站在天井的另一邊，沒有過去。焙茶間的方向吹來一陣風，帶著一點舊木頭和茶的味道。
照片裡的人都走了，但大稻埕記得他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