寫真館的攝影場有一扇天窗。
那是師父開店的時候特別叫人開的，玻璃做的，斜斜地裝在屋頂上，白天拍照可以借天光，不必一直點鎂光粉。天窗旁邊就是隔壁漢藥店的後屋頂，阿桃嬸每年夏天都在那上面曬藥材，陳皮、菊花、甘草，一竹篩一竹篩攤開。我小時候常常幫她搬竹篩上去，知道從她家的後樓梯可以爬到屋頂，再走三步，就到天窗邊。
這件事是秋月想到的，我只是記得。
那天下午，秋月去了漢藥店，說是替她阿母抓藥。她在店裡待了很久，出來的時候，阿桃嬸送她到門口，大聲說藥要煎三碗水煎成一碗。然後阿桃嬸回頭看了一眼坐在寫真館門口台階上的那個巡查，把門關上了。
天黑以後，我和秋月從漢藥店的後門進去。阿桃嬸在廚房等我們，手上拿著一盞小油燈，燈罩用一塊紅布包著。
「我不知道你們要做什麼，」她說，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只知道蔡先生是好人。」她把油燈交給我，「那個巡查八點換班，換班的那個比較懶，九點以後就會在台階上打瞌睡。屋頂的瓦有幾塊鬆了，你們踩邊邊，不要踩中間。」
我們在漢藥店的閣樓等到九點半。街上的人力車少了，城隍廟那邊有人在唱南管，聲音斷斷續續。秋月一直沒有講話，她把頭髮全部盤起來，用一條黑布包住，換了一套她阿爸以前穿的舊短褂，袖子太長，捲了三摺。
「你阿爸知道你來嗎？」我問。
「不知道。」她說，「他以為我在家裡陪我阿母。」
我們爬上屋頂。夜裡的瓦片還是熱的，帶著白天曬過的溫度。我踩著邊緣走，一步，兩步，第三步的時候，腳下的一塊瓦往下滑了一點，發出喀的一聲。我們兩個趴在屋頂上，一動也不敢動。下面的街上很安靜，沒有人喊。
天窗的鎖是從裡面扣的，我用一根鐵絲從縫裡伸進去，勾了好幾次才勾開。玻璃窗往上推開，一股熟悉的味道湧上來，是藥水，是布景板上的油彩，是我睡了三年的那張竹床的草蓆。
我先下去，踩著布景板的框，跳到地上。秋月跟在後面，我在下面接住她。
攝影場裡亂成一團。寄存櫃的抽屜全被拉出來，空的，丟在地上。布景板被翻倒，西洋花園的噴水池畫面朝下。我那張竹床的草蓆被掀開，底下那雙舊布鞋不見了。我想起鞋子裡的那張印樣，林頭家站在亭仔腳下的那張，心裡一沉，又想，現在顧不了那麼多了。
暗房的門開著。我走進去，摸到水槽上方的架子，一瓶，兩瓶，三瓶，都還在。北署的人搬走了所有的乾板和照片，卻沒有動這些藥水。對他們來說，這些只是臭臭的水。
我關上門，把門縫用一條毛巾塞住，然後點亮了那盞紅燈。
紅光一亮，秋月站在門邊，臉和手都是紅的。她看著暗房裡的盤子、夾子、鐵絲上晾著的空夾子，看了一圈。
「原來你每天都在這種地方。」她說。
「等一下要全黑，」我說，「全黑的時候，你幫我數。數到三百六十，跟我講。」
「我數得準嗎？」
「比我準。」我說，「我上次數到一半就亂了。」
我把三個盤子排好，倒進藥水。顯影液的溫度要剛好，我用手指試了一下，有點涼，夏天夜裡的水本來就比白天涼一點，我多算了半分鐘。然後我把紅燈關了。
黑暗一下子蓋下來。我聽見秋月吸了一口氣。
「開始。」
她開始數。一，二，三。她的聲音很輕，很平，像在念帳。我撕開黑紙，摸到軟片的頭，夾上夾子，讓它垂進顯影液裡，左手起，右手落。軟片在藥水裡發出很細很細的聲音。
數到一百多的時候，外面傳來一個聲音。是木屐，從防火巷的方向過來，很慢，一步一步，停在後門外面。
秋月的數字停了一下，又接下去。一百二十二，一百二十三。
後門被釘死了，師父那天叫木匠換了新的門閂，從裡面閂住。外面的人推了一下門，門沒有動。木屐聲往旁邊走了幾步，又停住。
我的手沒有停。左手起，右手落。
一百八十。一百八十一。
然後我聽見另一個聲音，是從前面街上傳來的，有人在喊，用日本話喊「站住」，接著是一陣很急的腳步聲，往城隍廟那邊跑。木屐聲在防火巷裡也動了，往前門的方向去。
「繼續數。」我說。
兩百五十。兩百五十一。
外面的喊聲越來越多。有人吹了警笛，尖得刺耳。我聽見一個老人的聲音，很大聲，用台灣話在喊：「是我！是我寫的！名單是我自己寫的！跟蔡先生沒關係！」
秋月的數字斷了。
那是阿福伯的聲音。
「三百，」我說，「繼續。」
她沒有接。黑暗裡我聽見她的呼吸，很急，然後很慢，然後她開口了：「三百零一，三百零二。」聲音在發抖，可是一個數字都沒有跳過。
數到三百六十，我把軟片換進停止液，再換到定影液。外面的警笛聲往遠處去了，喊聲也慢慢小了，最後只剩下城隍廟那邊的南管，還在唱。
我拉了五分鐘定影，打開紅燈。
我把軟片舉起來對著燈。五格，一格一格看過去。茶店仔的竹棚，佐藤坐在最裡面那一桌，對面坐著一個戴斗笠的駝背老人，桌上一個紙包。第三格，老人的手腕上，一串念珠清清楚楚。第五格，他把斗笠推上去，臉轉向街這邊。
顛倒的底片裡，阿福伯的臉是黑的，眼睛是白的。
秋月看了很久，沒有出聲。
我在暗房裡把軟片洗了水，用夾子夾起來，拿一把扇子對著它搧，搧到半乾，然後從架子最底下翻出一包北署的人沒有拿走的印相紙，是我前幾天從榮町買回來的那兩打，掉進了水槽和牆壁之間的縫裡。我用印相框把軟片壓在印相紙上，劃了一根火柴，讓火光照了三秒，再拿進顯影盤。五張小小的照片在紅燈下浮出來。
我們從天窗出去的時候，已經過了十一點。阿桃嬸在閣樓等我們，她的臉色很白，說北署的人在防火巷抓到一個老人，那個老人先在前門故意弄倒了巡查旁邊的一排花盆，巡查去追他，他跑到城隍廟口就跑不動了，坐在地上喊。
「他一直喊名單是他寫的，」阿桃嬸說，「被押上車的時候還在喊。佐藤大人也來了，站在旁邊聽了很久，什麼話都沒講。」
秋月把五張照片包在手帕裡，貼身收好。她對阿桃嬸鞠了一個很深的躬，一直沒有直起來。
第二天一早，秋月帶著那五張照片，還有錦泰號帳房裡阿福伯這幾年寫的收據、領貨單，去太平町找許文淵律師。許律師是台北有名的台灣人律師，在太平町開事務所，替台灣人打過很多跟官廳有關的官司。我沒有跟去，秋月說我去了會被認出來。
她回來的時候跟我說，許律師把照片和收據排在桌上看了一個上午，看到後來把眼鏡拿下來擦，擦了好幾次。他說，佐藤的報告上寫，名單是收網那天在錦泰號帳房搜出來的，可是照片上的日期是收網前一天，地點是北署對面，紙包是一個老人親手交給刑事的；名單上的字跟這些收據上的字，同一個人寫的，那個人不是林錦堂。他說，光這樣不一定能贏，可是這樣的東西送到檢察局，北署的人會很難看。
「他說，現在這個時局，沒有人想要難看。」秋月說。
許律師去了檢察局，又去了北署。他去了三次。
第五天，師父被放出來了。
那天傍晚，我在寫真館門口等。封條是一個巡查來撕的，撕下來揉成一團，丟在水溝裡。師父從一台人力車上下來，還穿著阿桃嬸那天給他的那件長衫，袖子終於套進去了。他瘦了很多，嘴角有一塊瘀青，走路有點慢。他看到我，停在門口，看了很久。
「阿樹。」
「師父。」
他點點頭，什麼都沒說，推開門走進去，看著攝影場裡翻倒的布景、空掉的寄存櫃，看了一圈。然後他走進暗房，把架子上的藥水瓶一瓶一瓶拿起來看，看到最後一瓶，是定影液，少了一半。
「你用了。」他說。
「我用了。」
他把瓶子放回去，伸手在我頭上按了一下，很用力。
佐藤是那天晚上來的。他一個人，沒有帶巡查，穿著那套白色的開襟西裝，站在寫真館門口，沒有進來。師父去門口跟他講話，我站在櫃檯後面。
「蔡桑，」佐藤說，「案子結了，證據不足。林家的老總管自己承認名單是他亂寫的，他說是被我逼的。」他頓了一下，「他說的也不全是錯的。」
師父沒有接話。
「老總管的兒子，在基隆那個，會照走私辦，」佐藤說，「關一年。老總管自己，偽證，也要關一陣子。我能做的就這樣。」
他轉頭看到我，看了一下，又轉回去。
「林錦堂桑是七月在基隆落水死的，」佐藤說，「死亡屆出了，戶籍也除了。」他戴上草帽，「死人要像一個死人。死人如果在大稻埕走來走去，下一次，就不是我來處理了。」
他說完就走了，皮鞋的聲音在亭仔腳下越走越遠。
師父在門口站了很久，才把門關上。
那天半夜，阿成叔來敲後門。他帶了一句話，是林頭家叫他帶的。
後天清晨，港町碼頭，有一艘戎克船要往淡水，再從淡水換船出去。林頭家要走了。
阿成叔還帶了另一句話，是給我的。他說，頭家想要你帶著相機去，替他拍最後一張。
「頭家說，」阿成叔用他那隻斜斜的眼睛看著我，「拍他的時候，不要拍他的臉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