殯儀館的冰庫在凌晨三點最安靜，安靜到我能聽見自己吞口水的聲音。牆上那排不鏽鋼櫃門一格一格關得死緊，冷氣從縫裡滲出來，貼著小腿往上爬。我把外套的拉鍊拉到下巴，還是覺得冷。
我叫林孟哲，到城中分局偵查隊報到剛滿四十一天。四十一天裡我摸過的案子，加起來還不如今晚這一件重。學長把手上的資料夾往我懷裡一塞，只丟下一句「先給你練手」，就走去外面抽菸了。我低頭看夾子上貼的標籤，上面沒有名字，只有一個編號和三個字：無名女。
這具屍體是前一天傍晚被人發現的。一個帶著狗散步的老先生，狗一直對著河堤消波塊之間的縫隙低吼，不肯走。老先生撥開及膝的芒草往下看，人就卡在那裡，半個身子泡在退潮後的爛泥裡。報案、封鎖、鑑識到場、丈量、採證、拍照，一整套流程走下來已經是深夜。我到現場的時候，帳篷已經搭好，探照燈把那一小塊河堤照得像白晝，蟲子繞著燈打轉，而她就躺在那些冷白的光裡，一動也不動。我在警戒線外站了很久，才被學長叫進去簽名。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近地看一個被殺死的人。
值班的管理員拉開第七號櫃門，滑軌發出一聲長長的金屬摩擦聲。托盤滑出來，白布底下是一個人的形狀。我戴上手套，指尖有點抖，掀開布的動作比自己想像中慢。
我看過訓練時的照片，也在課堂上聽人講過現場會是什麼樣子。可是照片是平的，眼前這個不是。她的臉幾乎不能再叫做臉。法醫的初步紀錄寫得很客氣，用了「顏面遭鈍器多次重擊、軟組織與骨骼結構嚴重破壞」這種字眼，翻成白話就是，沒有人能靠這張臉認出她是誰。我盯著看了幾秒，胃裡翻上來一股酸，只好把視線移開，改看她的手。
法醫周文川這時候才從隔壁的解剖室走出來，手裡端著一杯只剩半杯的黑咖啡。他六十歲上下，白袍領口有一圈洗不掉的黃，說話慢，眼神卻很利。「你就是新來那個。」他不是在問，是在確認。我點頭，他嗯了一聲，把咖啡放在推車邊緣，俯身過來。
「看她的手腕。」他說。
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過去。死者左手腕內側，有一道舊疤，細細長長，顏色比周圍的皮膚淡，邊緣已經平了。周文川用戴著手套的手指輕輕撐開那一段皮膚。「這不是新傷，至少三年以上。位置、走向，不像自殘，比較像早年開過刀，或者被什麼東西割過，縫合過。這種疤會跟她一輩子。」
我把這句話一字一句記進筆記本。對一個連臉都沒有的死者來說，這道疤是她身上少數還能證明她曾經活過、有過故事的東西。
周文川一邊脫下沾了福馬林味的手套，一邊把驗屍的重點講給我聽。死亡時間，因為屍體長時間泡在水裡，屍溫和屍斑都不可靠，只能靠胃內容物和屍體僵直的程度粗估，大概在被發現前的三十六到六十小時之間。致命傷是頭部，兇器是有稜角的鈍器，力道很大，而且不只打一下。他特別提醒我，臉部的破壞和致命傷之間，有一個他還在推敲的順序問題——有些傷，看起來是死後才造成的。「換句話說，」他用下巴指了指那張已經不成形的臉，「打爛她的臉，很可能不是為了殺她，是為了不讓人認出她。這兩件事，動機不一樣。」他把牙齒、指紋能採的都採了，送去比對，可是他不抱太大希望，「牙科紀錄要有人來報，指紋要她進過系統，這種無名的，往往兩樣都沒有。」我懂他的意思，能不能還她一個名字，一開始就是一場勝算很低的賭。
「還有這個。」周文川轉身，從證物袋裡拿出一個透明的小夾鏈袋，隔著塑膠遞到我面前。「在她外套內袋找到的，摺了四折，貼著身體。身上什麼都沒有，沒有證件，沒有手機，沒有鑰匙，連衣服的標籤都被人剪掉了。就這一張東西，藏得最裡面。」
我接過來，就著頭頂那盞慘白的燈看。是一張紙，泛黃，邊角起了毛。上面是老式的印刷格式，紅框，直行的字，右上角印著三個字：永發當。當鋪的當票。中間欄位填的字跡已經有點糊，看得出當的是「戒指一只」，金額欄寫著一個不大的數字。我的目光往下滑，滑到左下角的日期欄。
那一刻，冰庫的冷好像一下子鑽進了骨頭。
日期我先是隨手記了下來，沒多想。真正讓我停住的是回到分局之後的事。天亮前，隊長把我叫進辦公室。他叫張國樑，五十幾歲，桌上永遠堆著結不完的案子。他連頭都沒抬，「河堤那具，怎麼樣。」
我把手上掌握的講了一遍：毀容、無證件、衣物標籤被剪、身上只有一張當票和一道舊疤。我講得很仔細，因為我以為這些細節會讓他坐直身子。結果沒有。
「無名屍。」他把菸按熄在滿是菸屎的菸灰缸裡，語氣平得像在念公文。「你知道我們一年要處理幾具這種的？河邊撿到、公園長椅上冷掉的、租屋處放到發臭的。沒身分、沒家屬報案、沒人來認，最後都一樣。發文協尋、比對指紋、比對失蹤人口，比不到，就冰著。冰到位子不夠了，該怎麼處理怎麼處理。」
「可是她是被打死的。」我聽見自己的聲音有點衝。「臉被人特意毀掉，標籤被剪，這是有人不想讓我們認出她。這不是自然死亡，隊長，這是命案。」
「我知道是命案。」他終於抬頭看我，眼神裡沒有不耐煩，反而有一種疲倦到底的東西，「所以更難。你想想，一個連名字都查不出來的死者，你要從哪裡查凶手？沒有身分，就沒有人際關係，沒有金錢往來，沒有仇家名單，什麼線頭都沒有。這種案子查下去，是個無底洞。上面要的是結案率，不是你一個人的熱血。」
他把資料夾推回我這邊，算是給了我台階，也算是下了指令。「先按無名屍程序走，發協尋、送比對。三個月比不到，就歸檔。」
我沒有馬上走。我把那張當票的影本從夾子裡抽出來，放在他桌上。「隊長，我回來的路上查了一件事。」
他皺眉。
「這張當票上的日期。」我的手指壓在那一欄上，紙面被燈照得發亮，「我查了失蹤人口和舊案編號。三年前，就在這個日期的同一天，我們分局結了一樁案子。一個年輕女生失蹤，最後被判定是離家出走，結案。」
辦公室裡安靜了兩秒。張國樑的目光落在那個日期上，停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為他睡著了。然後他把菸盒推到一邊，聲音低了下來。
「哪一樁案子。」
「沈以潔失蹤案。」我說，「當票開立的那一天，就是卷宗裡她最後一天有紀錄的日子。同一天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