門開了一條縫。
一個男人站在裡面，五十幾歲，頭髮花白，剪得很短。他比我矮半個頭，可是肩膀很寬，是年輕時候扛過重東西的那種寬，只是現在垮下來了。他一隻手扶著門框，重心明顯偏向左邊，右腳虛虛地點在地上。屋裡飄出來一股藥膏的味道，那種貼在關節上、涼涼辣辣的藥膏。
「你是林阿川？」我問。
他的眼睛瞇起來，警戒得像一隻被追過的狗。
「我無欠人錢矣。」他先這樣講，「你若是討債的，我攏還清矣，你去問……」
「我毋是討債的。」我打斷他，「我對台北落來。你老母，林秀琴，這馬佇安養院。」
他整個人僵住。
扶著門框的那隻手，指節慢慢用力，青筋浮起來。他的嘴唇動了一下，沒有出聲。屋裡那台老電視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自己閃著光，把他半邊臉照得一亮一暗。
「你入來。」過了很久，他才側身讓開。
屋裡很小，一張床、一張桌、一台電視、一個電鍋。牆上釘著一塊木板，掛著幾件工作服。桌上有一碗吃到一半的麵，已經涼了。他請我坐那張唯一的椅子，自己坐到床沿，那隻右腳沒辦法自然地彎，他用手把它扳到一個舒服的角度。
趁他起身倒水的時候，我看了一下這個屋。牆角疊著幾個回收的紙箱，壓得扁扁的，用麻繩綁得整整齊齊。窗台上一盆薄荷，長得不太好，可是有在澆水。電鍋旁邊一個小鐵盒，裝著幾種藥。這個人一個人住，把日子過得很省，可是不邋遢。他沒有結婚，這件事我後來才知道。腳摔壞那年，本來論及婚嫁的一個對象，看他揹了那些債，走了。他沒有怨，他只說一句，人講的著，我這款欠人錢閣跛跤的，本底就袂堪得拖累人。
我把來意講了。我從安養院講起，講到那個等信等十二年的母親，講到她每天在門口等郵差，看到生面孔就問一句你是郵局的，講到她準備了一個空信封，寫好了地址跟他的名字，就等他先來信，她好有地方回。
我講的時候，他一直低著頭，看自己的手。他的手很粗，右手虎口有一道很深的疤。
「彼个地址，」我從皮夾裡把那張匯票回執抽出來，放在桌上，「你十二年前寄兩萬箍轉去彼張。這馬佇你老母的手內底，是一个空殼。伊寫予你的所在，早就無彼个所在矣。」
他看到那張回執，眼睛一下子紅了。他伸手去摸，摸到一半又縮回來，好像那張紙會燙人。
「你按怎會有這張？」
我沒辦法跟他解釋城隍廟籤筒底下的木櫃縫。我只說：「有人交予我，叫我送轉去予伊。」
他沒有再追問。也許他心裡也覺得，有些東西的來處，不用問。
「阿伯，」我放軟聲音，「你敢知影，這十二年，恁老母毋捌怨過你一句？伊逐工咧等的，毋是錢，是你彼張批。」
他的肩膀開始抖。一個五十幾歲的男人，坐在床沿，兩隻手蓋住臉，肩膀一抽一抽，可是沒有哭出聲音。憋著哭的人，比放聲哭的人，更叫人心疼。
過了好一陣子，他才把手放下來，眼睛整個是紅的。
「我毋是無想欲轉去。」他的聲音破破的，「彼年跤摔壞去，欠一屁股數，我逐暗攏咧想，等我khah好势，等我共數還清，等我會當徛予正，我就轉去見伊。我等啊等，一年閣一年，數還袂清，跤嘛袂好。後來我連伊搬去佗位都毋知矣。我寄轉去的批退轉來，蓋查無此人。」他抹了一把臉，「我這款跤、這款面，欲按怎轉去徛佇伊面頭前，講我是伊的後生？」
我看著他那隻扳著壞腿的手，看著他虎口那道深深的疤，心裡明白，這十二年他不是在躲他母親，他是在躲他自己。他沒辦法原諒那個摔壞了、還不清債、給不了母親一天好日子的自己。一個人若過不了自己這一關，天涯海角，到處都是牆。
我聽到這裡，眼淚也掉下來了。
不是為他，也不是為林奶奶。是為我自己。
「阿川，」我第一次這樣叫他，「我共你講一件代誌。」
我跟他講我先生。講他生前也是這種人，欠人的攏會記，自己吃苦攏不講。講他總是說等店較穩就退休，chhōa我四界去sńg，講了十幾年一次都沒有去成。講他走前那一年我跟他吵架，講了幾句重話，講他沒有回嘴，講他走得很急，講那幾句話我一直沒有機會收回來。
「這幾年，我逐擺想著，攏後悔到欲死。」我說，「毋是後悔我彼幾句話，是後悔我那時陣，那句對不起，那句我知影你是為著這個家，我攏無講出喙。我攏想講，等以後，等有機會。結果無以後矣。」
他抬起頭看我。
「你這馬猶有機會。」我說，「你老母猶佇咧。你彼句欠伊十二年的批，你這馬猶寫會出來。你若是閣等，等你khah好势、等你敢見伊——阿川，我共你講，彼个以後，袂等人。」
屋裡安靜下來。老電視的光還在閃，牆上那幾件工作服的影子在晃。
他低頭看自己那隻壞掉的腳，看了很久。然後他站起來，一跛一跛地走到那塊木板前面，從一件工作服的口袋裡，摸出一副老花眼鏡，戴上。
「我……」他的聲音還在抖，「我毋捌讀啥物冊。我的字bái。」
「字bái無要緊。」我站起來，「你會曉寫你的名，就會曉寫批。恁老母等的毋是水噹噹的字，是你的字。」
他從桌子的抽屜裡翻出一支原子筆，跟半張皺掉的紙。他坐回桌前，把那張匯票回執放在旁邊，看著上面自己十二年前寫的字，然後在那半張紙上，一筆一劃，很慢很慢地，寫下第一個字。
我沒有看他寫什麼。那是他跟他母親的事。我轉過身，走到門口，看著外面的路燈跟水溝，等他。
外面的水溝水在流，很細很細的聲音。遠遠有一隻狗在吠。我靠在門框上，聽著屋裡原子筆在紙上摩擦的聲音，一下，停很久，又一下。我知道那是什麼樣的停頓。十二年的話，不是一口氣寫得完的。每寫一個字，可能就想起一件他一直不敢想的事。我不去催他。有些批，欠了十二年，就值得多等這幾點鐘。我想起我先生走的那晚，我半夜坐在店裡排他的訃聞，也是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排，排到天光。原來，替一個你放不下的人，一筆一劃地寫他的名字，是這世間最慢、也最痛的一件事。
寫了很久。等他把那張紙折好，塞進我從安養院帶回來、跟他母親那個一模一樣的牛皮紙信封裡的時候，已經快十一點了。
「阿姨，」他把信封捧在手裡，「這馬……敢閣趕會著？」
我看看錶。今天二十九號。訃聞上是六號。
「趕會著。」我說，「明仔載透早，咱做伙轉去。」
他點頭，把信封貼在胸口，像捧著一件比他自己的命還重的東西。
我走出那扇鏽鐵門的時候，回頭看了一眼。他站在昏黃的燈下，一隻腳歪著，手裡捧著那封信，眼睛望著北邊——望著那個他不敢回去、卻想了十二年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