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張紙條我在巷子裡讀了三遍，然後折成很小一塊，塞進鞋墊底下。
回寫真館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「拍一張照片」是什麼意思。林頭家自己有相機，是一台德國製的折疊相機，黑色皮面，鏡頭會從前面拉出來，那是兩年前師父幫他從榮町的寫真材料行訂的。他喜歡帶著相機去看茶園，去碼頭看貨，拍回來的軟片都拿來給師父沖。他要拍照，不必特別跟女兒講。
除非那張照片不是他自己拍的。
我回到店裡，把收據交給師父。他看了一眼上面的字，放進抽屜，問我錢收了沒，我說收了。他又問我錦泰號有誰，我說阿福伯、秋月小姐，還有北警察署的佐藤大人來上香。
師父正在幫一張舊照片修底片，手上拿著一支細鉛筆，在乾板的藥膜上點掉一顆痣。聽到佐藤兩個字，鉛筆停在半空中。
「他跟你講什麼？」
「問你最近拍哪幾條街，哪一天拍的。叫你寫真帖送商工會以前，先拿去署裡給他看。」
師父把鉛筆放下，看著修片台上的那盞小燈，很久才說：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他沒有再問我，我也沒有再講。我們兩個好像說好了一樣，誰都不提昨天晚上被撬開的後門。
那天下午我做完了雜事，把攝影場的布景擦過一遍，把顯影液重新調好裝瓶，還去榮町替師父買了兩打印相紙。回來的時候已經快五點，師父換了一件長衫，戴上帽子，說晚上有朋友請吃飯，叫我自己去吃。
他一出門，我就去翻寄存櫃。
寫真館的寄存櫃在櫃檯後面，是一個很大的木櫃，分成一格一格的小抽屜，每一格貼一張紙，寫著客人的名字。客人拍過的乾板和軟片，沖好以後都收在這裡，以後要加洗、放大，就從這裡拿出來。我在這裡做了三年，每一格我都開過，錦泰號林家的那一格在右邊第三排，裡面是一疊用牛皮紙袋分裝的乾板，從大正年間的全家福到上個月秋月的畢業照，按年份排好。
我把袋子一個一個拿出來，沒有什麼特別的。袋子拿光了，抽屜底下還是什麼都沒有。
我坐在地上想了一陣，想到師父平常收重要東西的地方。不是寄存櫃，是暗房。
暗房的水槽底下有一個木頭箱子，裝的是還沒開封的乾板和印相紙。這些東西怕光、怕潮，所以箱子做得很密，蓋子上還包了一層黑布。平常只有師父會去開，我要用新的乾板，都是跟他講，他自己拿給我。
我開了暗房的紅燈，跪在水槽前面，把木箱拉出來。上面兩層都是整盒的乾板，盒子上印著英文字。我一盒一盒搬開，搬到最底下，手指碰到一個圓圓的、冰冰的東西。
是一個錫做的茶葉罐，比我的手掌大一點，罐身上貼著紅紙，紅紙上印著三個字：錦泰號。下面一行小字：特選烏龍。
罐蓋的縫用蠟封住了，蠟上面有一個指紋。
我把罐子拿在手上，聽見自己的心跳聲蓋過了外面的街聲。
「你在找什麼？」
我嚇得差點把罐子摔在地上。師父站在暗房門口，帽子還戴在頭上，手上拿著一把油紙傘。紅燈照在他的臉上，那張臉沒有生氣，只是很累。
「你不是去吃飯……」
「忘了帶傘，天要下雨了。」他走進來，把門帶上，在矮凳上坐下，伸出手。「拿來。」
我把罐子交給他。他用拇指摸著蠟封上的那個指紋，摸了很久。
「阿樹，你在錦泰號，還看到什麼？」
我想了一下，決定說實話。我把秋月講的棺木封釘、基隆來的掌櫃、那雙新皮鞋，一件一件講給他聽。最後我把鞋墊底下的紙條拿出來，攤開在他膝蓋上。
他低頭看著那行鉛筆字，嘴唇動了一下，沒有出聲。
「師父，」我說，「那張乾板裡的人，真的是林頭家，對不對？」
外面開始下雨了，雨點打在暗房上面的鐵皮屋簷，劈劈啪啪，像有人在上面撒豆子。
「錦堂是我的老客人，」師父說，「也是我的朋友。我們同一年生，他比我大三個月，小時候在同一間書房讀過三字經。後來他去做茶，我去東京學照相，回來以後他是我第一個客人。」
他把罐子放在膝蓋上，兩隻手蓋在上面。
「他自己會拍照，拍完了拿來給我沖。他拍的東西，有一些是不能給人看的。」
「什麼東西不能給人看？」
「碼頭，船，貨單，倉庫裡面的箱子。」師父說，「現在這個時局，那些東西拍了就是犯法。他叫我沖，我就沖，沖完了軟片他帶走，印好的照片他也帶走，我這裡一張都不留。我從來沒問過他要拍那些做什麼。」
「你沒問？」
「有些事，你不問，是保護你自己，也是保護對方。」他抬起頭看我，「出事前那天晚上，他來敲我的門，手上就拿著這個罐子。他說，朝宗，這些幫我收著，如果我有什麼事，你就燒掉。」
「那你為什麼沒有燒？」
師父沒有回答。雨更大了，有一滴水從屋簷的縫滲下來，落在顯影盤旁邊。
「那天晚上，」我問，「他有叫你替他拍照嗎？」
師父的眼睛閃了一下。「沒有。」
他回答得太快了。我想起暗房門後的那本工作簿，師父每拍一塊乾板、沖一捲軟片，都會在上面記一行。可是我沒有去翻，我怕我一翻，他就會把我趕出這間暗房。
「明天我會把它燒掉，」師父說，「今天晚上我要去赴約，你乖乖在店裡，門閂好，有人敲門不要開。」
他把罐子抱在手上站起來，想了想，又放回木箱最底下，把那幾盒乾板一盒一盒疊回去，蓋上黑布。
「阿樹，」他在門口回頭，「有些東西，看了就回不去了。」
然後他撐著傘出去了。
我在前面櫃檯坐到七點，聽著雨聲，聽著隔壁漢藥店的阿桃嬸在罵她的孫子不好好寫字。七點半，雨小了，街上的人力車又多起來，車夫的草鞋踩在水窪裡，啪嗒啪嗒。我把店門閂好，把前面的燈熄掉，走進暗房，關上門，開了紅燈。
我跟自己說，我只是要看一眼。
罐子的蠟封用小刀一刮就掉了。蓋子打開，一股茶香先跑出來，罐底墊了一層烏龍茶葉，茶葉上面躺著三捲軟片，每一捲都用黑紙包好，外面再纏一圈膠紙。軟片底下還壓著一張摺起來的紙，打開一看，是師父的字：「錦堂寄，三捲，未沖。」
三捲都沒沖過。
我拿起其中一捲，在手上掂了掂。沖軟片跟沖乾板不一樣。乾板師父用的是只對藍光敏感的那一種，紅燈底下可以看著它慢慢出來；軟片不行，軟片連紅燈都怕，要在全黑的地方，用手去摸。
我把顯影液、停止液、定影液三個盤子排好，在牆上的鐘下面記下時間，然後伸手把紅燈關了。
黑。完全的黑。黑到我分不清自己的眼睛是張開還是閉著。
我摸到膠紙的頭，撕開，把黑紙一圈一圈退下來，軟片捲在一支木軸上，邊緣很利，割手。我把軟片的兩頭各夾一個夾子，一手拉一頭，讓中間那一段垂進顯影盤，然後左手拉起來，右手放下去，右手拉起來，左手放下去，像拉鋸子一樣，讓整條軟片輪流泡過藥水。師父教我的時候說，這叫上下拉，手要穩，速度要平均，拉太快會刮傷，拉太慢會不均勻。
我在黑暗裡數數。一、二、三，一直數到三百六十。數到兩百多的時候，我數亂了，只好用心跳去算。藥水濺到手腕上，涼涼的。
時間到了，我把軟片換到停止液，再換到定影液，摸著拉了五分鐘，才敢把紅燈打開。
紅光一亮，我的眼睛刺得流淚。我把軟片從定影液裡提起來，舉到燈前面。
第一格是一個倉庫的門口，木頭大門開著一半，裡面堆滿了箱子，箱子上用油漆寫著字，看不清楚。門外是河，河上有帆船，帆是收起來的。我認得那個角度，是港町碼頭靠北邊的那一排倉庫，再過去就是大橋。
第二格、第三格也是倉庫，從不同的方向拍，有一格拍到一個穿短褂的苦力正在扛箱子，他轉過頭，臉是模糊的。
第四格開始是帳冊。拍得很近，一頁佔滿整個畫面，字是倒過來的白色，我要把軟片翻過來對著燈，才勉強看得出是毛筆字，一行一行，有日期、有數目，還有茶葉的名字。「包種二十斤」、「烏龍十二箱」、「香片」……後面跟著一串我看不懂的符號，不像漢字，也不像日本字的假名。
我把三捲都沖了。第二捲和第一捲差不多，倉庫、帳冊、一張貨單的特寫，上面蓋了好幾個印。第三捲一開始也是帳冊，翻到後半，畫面換了。
是一個房間，很暗，靠一盞吊燈照亮，拍得有點糊，看得出相機是擺在桌上，不是拿在手上。房間裡站著七個人，排成兩排，前面四個坐著，後面三個站著。他們都看著鏡頭，沒有一個人在笑。
我把軟片湊得更近。前排最右邊那個人，寬額頭，下巴往前翹，戴著一頂巴拿馬帽，帽子拿在膝蓋上。是林頭家。
他旁邊的人我不認得，一個戴眼鏡的瘦子，一個留八字鬍的胖子。後排的人臉都比較小，我一個一個看過去，看到最右邊那一個，我的手指捏緊了軟片的邊緣，差一點把它捏折。
那個人比其他人高一點，穿長衫，右手垂在身邊，左手搭在林頭家的椅背上。他的頭微微歪向左邊，那是他拍照時候的習慣，他自己說是年輕時在東京站久了，脖子歪掉。
站在林頭家旁邊的那個人，是我的師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