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三條軟片我晾在暗房的鐵絲上，用夾子夾著，一直晾到半夜。
我不敢睡。我坐在暗房的地上，背靠著水槽，聽著外面的雨收了，聽著城隍廟那邊打更的梆子響過兩次，然後聽到前門的鎖被鑰匙打開的聲音。師父回來了。我趕快把軟片收下來，捲好，用黑紙包住，跟那張印樣一起塞進竹床底下的舊布鞋裡。錫罐蓋回去，裡面只剩茶葉和他寫的那張紙條，再把乾板盒疊回去，黑布蓋好。
師父在走廊上停了一下，大概在看暗房的門縫有沒有光。我躺在竹床上，閉著眼睛，聽見他的腳步聲上了樓。
第二天他什麼都沒說，一大早就去本町拍寫真帖剩下的那幾條街，這次沒有叫我背乾板，叫了隔壁阿桃嬸的孫子去。我在店裡顧櫃檯，接了三個要拍證件照的客人，都是要去內地做工的少年，說是那邊工廠缺人，現在出去比較好賺。
傍晚師父回來，洗了臉，換了長衫。
「今晚我去永樂座看戲，」他說，「阿成叔請的，你顧店。」
阿成叔我認得，是永樂座駐演的那個歌仔戲班管戲箱的，五十幾歲，一隻眼睛有點斜，常常來寫真館替戲班的旦角訂劇照。師父跟他很熟，可是師父從來不看歌仔戲，他說太吵，他喜歡安靜。
師父出門以後，我等了大約一根菸的時間，把店門鎖好，從後門出去。
永樂座在永樂町，從寫真館過去走路不用一刻鐘。那是一棟三層樓的大戲院，正面有拱形的大門，上面掛著一排電燈，晚上亮起來，整條街都是白的。大稻埕的人說，永樂座是台灣人自己出錢蓋的戲院，跟城內那些日本人的劇場不一樣。我小時候阿母帶我來看過一次布袋戲，那時候我還坐在她腿上。
戲院門口很熱鬧，賣涼水的、賣枝仔冰的、賣瓜子花生的，攤子排了半條街。有一個瘦瘦的男人蹲在門柱旁邊，面前擺一個竹籃，籃子裡是一包一包用報紙捲成三角形的瓜子。他叫王阿水，大家都叫他水仔，以前在碼頭扛貨，腳受傷以後就在這裡賣瓜子。他看到我，咧嘴一笑，叫我阿樹仔，問我要不要一包。
我搖頭，買了一張最便宜的票，從側門擠進去。
戲已經開演了。台上的旦角穿著水藍色的戲服，正在唱一段哭調，聲音拉得很長，台下有幾個阿嬸跟著拿手帕擦眼睛。戲院裡很悶，一股汗味和花生殼的味道。二樓靠舞台右邊有一個小包廂，用欄杆隔起來，裡面坐著一個穿制服的巡查，帽子放在膝蓋上，手撐著下巴在打瞌睡。那是臨監席，每一場戲都要有警察坐在那裡聽，台上唱的詞要是不對，他可以叫停。
我在人群裡找師父，找了一圈都沒看到。
我沿著牆邊往前擠，擠到舞台右側。那裡有一扇小門，門上掛著布簾，是通後台的。一個打雜的少年坐在門口的板凳上剝龍眼，我假裝要去茅房，跟他說我是光華寫真館的，阿成叔叫我來拿劇照的錢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揮揮手叫我自己進去。
後台比前台還吵。後場的樂師就坐在台邊，殼仔弦、大廣弦、鑼、鈔、鼓，一起響起來的時候，我站在旁邊，胸口都在震。演員在窄窄的走道裡換衣服、上妝，一個演小丑的把鼻子塗白，對著鏡子做鬼臉。沒有人理我。
走道盡頭有一道往下的木梯。我記得阿成叔說過，戲箱都放在舞台底下。
木梯很陡，下去以後是一個低矮的地下間，頭頂就是舞台的木板，演員一跺腳，灰塵就從板縫掉下來。地上堆滿了戲箱，大大小小，漆成紅色，上面用金漆寫著戲班的名字。空氣裡有樟腦丸的味道，很濃，嗆得我想打噴嚏。
地下間的最裡面有一點燈光。我蹲下來，躲在兩個戲箱後面，慢慢往前挪。
「……我講過了，錦堂是被人賣掉的。」
是一個男人的聲音，很粗，帶一點喘。我從戲箱的縫隙看出去，一盞煤油燈放在一個倒扣的箱子上，燈旁邊圍坐著四個人。說話的是一個胖子，留八字鬍，正是軟片上那張合影裡的人。他對面是那個戴眼鏡的瘦子，旁邊是阿成叔，再過去，背對著我的那個人，脖子微微歪向左邊。
「被誰賣掉？」瘦子說，「你有證據？」
「證據？基隆那條線，只有我們幾個知道。錦堂去基隆，船還沒到，北署的人就先到了。」胖子拍了一下膝蓋，「不是自己人，是誰？」
「也可能是船上的人。」
「船上的人不知道錦堂什麼時候去。」
一陣沉默。頭頂上的鑼鼓正好停下來，旦角在唱一段沒有伴奏的口白，聲音從木板縫滲下來，聽不清楚詞。
「朝宗，」瘦子轉頭看師父，「佐藤前天去錦泰號，問你哪一天拍永樂町。他為什麼會問你？」
師父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「你拍到了什麼？」
師父沒有馬上回答。我在戲箱後面，手心全是汗。
「街景，」師父說，「商工會的寫真帖。」
「就這樣？」
「就這樣。」
胖子冷笑一聲：「朝宗，不是我不信你。是現在這個時候，誰都不能信。內地跟對岸打起來了，你看報紙沒有？北署這個月抓了多少人？連在廟口講三國的老先生都被叫去問話，說他講關公是在講支那。你寫真館裡進進出出那麼多人，佐藤要是叫你去，你撐得住嗎？」
「我撐不住，」師父說，「誰撐得住？」
我沒想到他會這樣回答。胖子也愣住了。
「我只是一個沖底片的，」師父說，「錦堂拍什麼，我沖什麼，我不看，我不問。你們做的事，我知道的不比你們多。可是我跟你講，錦堂的事，不是我。」
就在這時候，我的鼻子再也忍不住了。樟腦丸的味道從喉嚨衝上來，我用手摀住嘴，噴嚏還是從指縫裡爆出來。
燈旁邊的四個人一起站起來。阿成叔動作最快，繞過戲箱，一把揪住我的後領，把我拖到燈下。我跪在地上，膝蓋撞在泥地上，痛得眼淚都出來了。
「這是誰？」胖子說。
「我徒弟。」師父說。
他的臉在煤油燈下，比我在暗房裡看到的任何一次都白。他走過來，蹲下，看著我，看了很久，最後只說了一句：「你沖了。」
不是問句。
我點點頭。
瘦子的臉沉下來：「朝宗，你徒弟跟蹤你到這裡？」
「是我沒教好。」師父站起來，「我帶他出去，你們繼續講。」
「他聽到多少？」
「你們講了多少，他就聽到多少。」師父看著瘦子，「他十七歲，他阿母在建成號揀茶，他阿爸在他八歲的時候被台車壓死。你要怎樣？」
瘦子沒有說話。阿成叔放開我的領子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先生，算了，少年人好奇。朝宗會顧好他。」
師父抓著我的手臂，把我帶上木梯，穿過後台的走道，從後門出去。後門外是一條窄巷，堆著空的戲箱和破掉的燈籠，地上積著前一晚的雨水。巷子裡沒有燈，只有戲院二樓窗子透出來的光。
他放開我，靠在牆上，從口袋摸出菸，點了兩次才點著。
「師父，對不起。」
「你沖了幾捲？」
「三捲都沖了。」
他吸了一口菸，吐出來，煙在巷子的光裡散開。
「那你都看到了。」
「我看到你。」
他點點頭。「我跟你講，你聽好，聽完了就把它忘記。」
他講得很慢，好像每一個字都要先在嘴裡秤過。他說林錦堂做茶，每年有幾百箱茶從大稻埕的碼頭出去，裝上船，到淡水，再換大船出口，去香港，去南洋。茶箱裡面除了茶，有時候還有別的東西。錢，信，名冊，有些是要送到對岸給需要的人，有些是要送給在外面讀書、做事的台灣人。林錦堂的帳冊上記的那些符號，就是這些東西的流向，只有他自己看得懂。
「為什麼要做這種事？」我問。
「每個人理由不一樣。」師父說，「那個胖的，他兄弟在對岸。那個戴眼鏡的，他是公學校的先生，被調到鄉下去，因為他上課講了一句不該講的話。錦堂……錦堂說，他賺台灣人的錢賺了二十年，總要做一件不是為了錢的事。」
「那你呢？」
師父看著巷口，沒有回答。
「我替他沖底片，」他過了很久才說，「替他收東西。那張合影，是去年過年拍的，他說大家難得湊在一起，要留一張。我說留這種東西做什麼，他說，以後若是有人問起，總要有證據，證明我們這些人存在過。」
他把菸丟進水窪裡，嘶的一聲。
「我叫你燒，就是因為這樣。那張街景，若是給佐藤看到，他就知道錦堂沒死。他知道錦堂沒死，就會去查棺材裡是誰，查到基隆，查到這裡。」
「所以林頭家真的沒死？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師父說。「我今天來，就是要問這件事。他們也不知道。」
戲院裡傳來一陣很響的鑼鼓，接著是一片拍手的聲音。散場了。
「走前面，」師父說，「混在人裡面出去，不要走巷子。」
我們從側門繞回戲院前面。大門開了，人潮從裡面湧出來，有人在討論旦角今天哭得好不好，有小孩在吵著要吃枝仔冰，人力車夫擠在街邊喊客人。我跟在師父後面，被人推來推去。
經過門柱的時候，我看見王阿水已經把竹籃收起來了。他站在柱子後面，沒有在叫賣，眼睛跟著師父走。等師父走過去十幾步，他把竹籃挾在腋下，一拐一拐地跟上來，保持著一樣的距離。
我拉了一下師父的袖子。師父沒有回頭，只低聲說：「我知道，從我出門就在了。」
「他是……」
「北署的人。」師父說，「別看他，繼續走。」
我把頭轉回來，心臟跳得很快。人群在戲院前面的空地上散開，往四個方向走。我們往太平町的方向，走到街口的時候，我在人群裡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。
一個穿白衣的女孩，頭髮挽在腦後，插一支白色絨花，一個人站在賣涼水的攤子旁邊，沒有在買東西。是秋月。
她怎麼會在這裡？服喪的人不該來看戲。
我正要叫她，她忽然轉過頭，望向街的另一邊。她的整個人僵住了，手上的小布包掉到地上，她也沒有去撿。
我順著她的眼睛看過去。街對面的亭仔腳下，一個戴斗笠、穿短褂的男人正在往河邊的方向走，走路外八，左腳有一點拖地。他在街燈下停了一下，回頭看了一眼，斗笠底下露出半張臉，寬額頭，下巴往前翹。
秋月的嘴唇動了，沒有聲音，我卻看得懂她在叫什麼。
阿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