秋月往前跨了一步，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。
她回頭看我，眼睛睜得很大，好像不認得我是誰。我用下巴往後指了一下。王阿水就在我們後面不到二十步，竹籃挾在腋下，正在跟一個車夫講話，臉卻朝著這邊。
「不要叫，」我壓低聲音，「有人在看。」
師父也看到了。他站在街口，背對著我們，沒有回頭，只是把帽子拿下來搧了兩下，又戴回去，然後往太平町的方向走。走得不快也不慢，經過王阿水面前的時候，還跟他點了一下頭。王阿水跟車夫揮揮手，挾著竹籃跟上去了。
我彎腰撿起秋月掉在地上的布包，塞回她手裡。
「走這邊。」
我們往河邊走。街對面那個戴斗笠的人已經不見了，可是我知道他往哪裡去。走路外八、左腳拖地的人往河邊走，河邊只有碼頭和倉庫。秋月一路沒有講話，我感覺得到她的手在發抖，抖到後來，她用另一隻手握住自己的手腕，把它壓住。
港町的碼頭晚上沒什麼人，只有幾艘戎克船靠在岸邊，船上點著小燈，有人在甲板上用台灣話和福州話混著吵架。倉庫一排一排沿著河岸蓋過去，都是磚造的，門上漆著商號的名字。我認出軟片上的那一間，北邊數過去第四間，大門關著，旁邊開了一扇小門，門縫裡沒有光。
我們在倉庫前面站住。秋月看著那扇小門，一直看，看到我都以為她不會動了。
小門從裡面開了。
一隻手伸出來，把秋月拉進去。我跟著擠進去，門在我們背後關上，有人點亮了一盞手提的燈籠，燈籠上沒有字。
是林頭家。
他把斗笠摘下來，頭髮剃短了，鬍子沒有刮，臉比照片上瘦了一圈，顴骨突出來。他穿著碼頭苦力的短褂，褲腳捲到膝蓋，小腿上被蚊子咬得一顆一顆紅腫。他看著秋月，嘴巴張開，什麼都沒有講出來。
秋月沒有哭，也沒有撲上去。她站在那裡，看著她父親，過了很久才開口。
「阿爸，你的鞋呢？」
林頭家愣了一下，低頭看自己的腳。他赤著腳，腳趾頭上都是泥。
「我把鞋給了別人。」他說。
秋月這才哭出來。她一邊哭一邊用拳頭打他的胸口，一下，一下，打得不重，林頭家也不閃，就站著讓她打。我轉過身去看倉庫裡面，裡面堆滿了茶箱，箱子上印著錦泰號的字，空氣裡是茶和河水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過了一陣，林頭家把秋月按在一個茶箱上坐下，自己蹲在她面前。他看了我一眼。
「你是朝宗的徒弟，阿樹仔。」
「是。」
「我在永樂町看到你們在拍，」他說，「我那天走出來，是想去跟朝宗講一聲，我還活著，叫他莫擔心。走到一半，看到你在對面背乾板，看到他在鏡頭後面，我就站住了。我跟自己說，不能過去。可是我還是站在那裡讓他拍了。」
他笑了一下，笑得很難看。
「人要是死過一次，就會想要留一點什麼。」
秋月擦了眼淚，問：「棺材裡的人是誰？」
林頭家沉默了很久。
「基隆港的一個流浪漢，」他說，「沒有名字，沒有家，在碼頭邊睡了好幾年，那一天夜裡喝醉了掉下去。基隆的鄭掌櫃認得港口的人，知道有這樣一個人沒人認。我們買了他的身體，替他換上我的衣服，我的鞋，給他一口好棺材，一個好墓地，讓法師替他念經。」他看著自己的手，「秋月，你阿母哭的那些眼淚，是給他的。我欠他的，這一世還不完。」
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」
「因為北署的人在基隆等我。」林頭家說。「我那天要去碼頭接一批東西，船還沒進港，鄭掌櫃就跑來跟我說，北署的刑事已經在倉庫附近了。我若是被抓，你們母女、朝宗、跟我做事的那些人，一個一個都跑不掉。人死了，案子就斷了。我想，就讓林錦堂死吧，死了以後，我再想辦法出去。」
「出去哪裡？」
「出去。」他沒有說是哪裡。
我想起秋月的紙條，忍不住問：「頭家，你出事前那天晚上，跟秋月小姐說要去拍一張照片。」
林頭家看了我一眼，點點頭。「我去找朝宗，叫他替我拍了一張證件寫真，換了衣服，戴了眼鏡，用另外一個名字。要出去，總要一張臉。」
我想起師父在暗房裡回答「沒有」的那個樣子。他那麼快就說沒有，原來是在保護這張臉。
「可是現在我走不了。」林頭家說。
他從短褂的口袋裡拿出一張摺得很皺的紙，攤開在茶箱上。是一張名單，鉛筆抄的，十幾個名字，有的我聽過，是大稻埕做生意的人，有的沒聽過。名單的最後一個名字是蔡朝宗。
「這是阿成從北署抄出來的，」他說，「北署有一個台灣人巡查補，阿成的表弟，他在佐藤的桌上看到一張紙，記了下來。佐藤手上的名單比這個長，這是他記得的。」
「這些人都是……」
「有的是，有的不是。」林頭家用手指一個一個點過去，「這個是，這個是，這個不是，他只是跟我買過茶。這個也不是，他是我的親戚，連字都不會寫。」他的手指停在最後一個名字上，「朝宗是，也不是。他什麼都不知道，他只是替我沖底片。」
「這張名單是哪裡來的？」秋月問。
「有人拿給佐藤的。」林頭家說，「我們裡面有人，把這些名字交出去了。阿成的表弟說，那個人每隔幾天就去北署對面的茶店仔跟佐藤見一次面，不進署裡，怕被人看到。下一次是明天中午。」
「是誰？」
「他不知道。他只看到佐藤出去，回來的時候手上多了一包東西。」
倉庫外面的河水在拍岸，一下，一下。
「我要知道那個人是誰。」林頭家說，「不知道是誰，我就不能走。我走了，那個人還在，他會把剩下的人一個一個賣掉。」
他看著我。
「阿樹仔，北署對面有一個照相攤，是羅清山的，你認得他嗎？」
「認得，他是師父以前的同業，常來我們店裡買乾板。」
「朝宗現在被盯著，他一動，佐藤就知道。阿成也不行，那個戴眼鏡的、那個胖的，都不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。」林頭家說，「只有你，你是少年人，你在照相攤旁邊，沒有人會多看你一眼。你幫我拍一張照片，拍那個人的臉。」
「阿爸！」秋月站起來，「他才十七歲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
「你要叫他去北署門口拍刑事？」
「我知道。」林頭家又說了一次，聲音很低。「所以我是在拜託他，不是在叫他。」
我站在燈籠的光裡，想起佐藤倒在我手上的那兩顆牛奶糖，想起他說他弟弟在熊本讀中學，比我高一點。我又想起師父在戲院後巷說的那句話，他撐不住，誰撐得住。
「我去。」我說。
秋月看著我，沒有再講話。
「還有一件事，」我說，「那三捲軟片，在我那裡。」
林頭家點點頭：「明天早上帶來給我。」
那天晚上我回到寫真館已經過了十一點。師父坐在櫃檯後面，煤油燈開得很小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問秋月有沒有平安回家，我說有。他又問我們去了哪裡，我說河邊，秋月想走走。
他沒有追問。他只是說：「水仔跟我跟到太平町，我進了阿桃嬸的店裡坐了半個鐘頭，他才走。」
我差一點就把林頭家的事講出來。可是林頭家說過，叫我不要跟師父講明天的事。他說朝宗知道得越少，佐藤問他的時候，他越不必說謊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跟師父說要去羅清山那裡學外拍，羅叔叔上次說過要教我用他的大箱子。師父正在修片，頭也沒抬，說好，中午記得回來吃飯。
我把那三捲軟片包在油紙裡，連同師父那台平常不太用的折疊相機，一起放進一個裝印相紙的空盒，先去倉庫。林頭家在倉庫後面的空地生了一小堆火，把第三捲軟片拉開，在火上燒。軟片燒起來很快，嘶嘶地捲起來，冒出黑煙，那張七個人的合影一格一格不見了。帳冊那兩捲，他收進懷裡。
「為什麼要燒那一捲？」我問，「你說過，要留證據，證明你們存在過。」
林頭家看著火，「存在過的證據，現在只會變成抓人的證據。」他用一根樹枝撥了撥灰，「等以後吧，以後若是有以後。」
北警察署是一棟紅磚和灰泥的兩層洋樓，門口有兩個巡查站崗，屋頂上的旗子被風吹得筆直。署前是一條大路，對面一排亭仔腳下，有剃頭攤、代書攤，還有羅清山的照相攤。羅清山六十幾歲，瘦得像一根竹竿，攤子就是一台立在三腳架上的大木箱相機、一把黑傘、一張板凳，後面掛一塊畫了假山假水的布幕。來北署辦戶口、辦渡航手續的庄腳人，常常在他這裡拍一張證件照，一張兩角。
我跟羅叔說師父叫我來學，他很高興，叫我幫他扛布幕、遞乾板。我把折疊相機藏在黑傘下面的一個木箱裡，鏡頭從箱子側邊的一條縫露出來，對著斜對面的茶店仔。
茶店仔是一間很小的店，三張桌子擺在亭仔腳下，上面搭一片竹棚。快中午的時候，佐藤從北署的大門走出來，沒有戴帽子，穿著白色的開襟西裝，手上拿著一份報紙。他穿過大路，在茶店仔最裡面那一桌坐下，叫了一壺茶，把報紙攤開來看。
我的手心開始冒汗。我蹲在木箱後面，假裝在整理乾板，眼睛從觀景窗看出去。觀景窗裡的佐藤很小，坐在竹棚的影子裡，一頁一頁翻報紙。
過了大概一刻鐘，一個人從街的另一頭走過來。
他戴著斗笠，背有點駝，手上提著一個用麻繩綁好的紙包，紙包上蓋著紅色的印，是茶行送禮常用的那種。他走到茶店仔門口，左右看了一下，然後走進去，在佐藤對面坐下，把紙包放在桌上，往佐藤那邊推了一下。
佐藤沒有馬上去拿。他把報紙摺起來，壓在紙包上，跟那個人講了幾句話。那個人一直低著頭。
我按下快門，喀嚓一聲，聲音小得被街上的人力車蓋過去。我捲片，再按一次。
那個人抬起手，擦了一下額頭上的汗，手腕上纏著一串念珠。他把斗笠往上推了一點，露出臉。
我的手指停在快門上。
觀景窗裡的那張臉，我從小看到大。他每次來寫真館領照片，都會從口袋裡摸出一顆糖給我。他在錦泰號門口接過林頭家的遺照，眼睛腫得像兩顆龍眼。
是阿福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