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捲軟片我拍了五格。
阿福伯走了以後，佐藤又坐了一會兒，把那壺茶喝完，才把報紙連同紙包一起挾在腋下，慢慢走回北署。他走到署門口的時候，站崗的巡查向他敬禮，他回了一個禮，然後回頭往街這邊看了一眼。我趕快低下頭，假裝在幫羅叔擦乾板，擦得太用力，差點把一塊乾板的藥膜擦掉。
羅叔什麼都沒問。收攤的時候，他把三腳架收好，用黑傘的柄敲了一下我的頭，說：「少年人，手腳要快，眼睛要慢。你剛才眼睛太快了。」
我抱著那台折疊相機回到港町，倉庫的小門鎖著，敲了半天沒有人應。我在附近繞了兩圈，不敢待太久，碼頭上的苦力已經有人在看我。
我去了錦泰號。
秋月在帳房裡對帳，看到我進來，筆停住了。我把門關上，跟她講了。我講得很亂，講了兩次她才聽懂。聽懂以後，她把毛筆放回筆架上，放得很慢，放歪了，又扶正。
「不可能。」她說。
「我看到他的臉，還有念珠。」
「阿福伯在我們家四十年。」她說，「我阿公還在的時候他就來了。我出生的時候，我阿母沒有奶，是他半夜騎腳踏車去下奎府町找奶媽。我讀公學校，每天是他送我去。我阿爸出殯那天，他跪在棺材前面哭到昏過去。」
她站起來，走到帳房的窗前，看著後巷。
「今天晚上，」她說，「我自己問他。」
那天晚上，茶行打烊以後，揀茶的婦人都回家了，焙茶間裡只剩一排焙籠還在炭火上，熱氣一層一層往上冒。阿福伯每天晚上都會最後一個巡焙間，看炭火有沒有熄，焙籠有沒有翻。秋月叫我躲在焙間門口的茶箱後面，她自己提著一盞小燈走進去。
「阿福伯。」
阿福伯正在用火鉗撥炭，回過頭，看到是她，笑了一下：「小姐，這麼晚了還不睡？」
「你今天中午去哪裡？」
火鉗停在炭上，炭火噴出一點火星。
「去城內，替太太買藥。」
「北署對面的茶店仔，也賣藥嗎？」
阿福伯慢慢把火鉗放下。他沒有轉過身，就這樣背對著秋月，站在焙籠前面。炭火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牆上，拉得很長，駝背的形狀更明顯了。
我從茶箱後面走出來，站到秋月旁邊。
阿福伯看到我，閉上眼睛。
「是你，」他說，「我早就該知道。羅清山那個攤子，平常哪有學徒在那裡。」
「阿福伯，」秋月的聲音發抖，「為什麼？」
阿福伯沒有馬上回答。他走到牆邊的一張矮凳坐下，雙手放在膝蓋上，那串念珠在手腕上晃。
「阿旺在基隆，」他說，「你知道的，在碼頭替人管倉庫。上個月，他管的倉庫裡被搜出幾箱沒有報關的東西，那不是他的東西，是錦泰號的。他什麼都不知道，北署的人就把他抓去了。」
我想起林頭家說，他那天要去基隆碼頭接一批東西。
「佐藤大人來找我，」阿福伯說，「他說，阿旺這個案子，可以當作走私辦，關一兩年就出來；也可以照治安維持法辦，那就不知道要關到什麼時候，關在哪裡，說不定送去內地。他說，看我。」
「你就把名字交給他了。」
「我不知道什麼名字。」阿福伯抬起頭，眼睛紅了，「小姐，我不識幾個字。頭家做什麼，從來不跟我講。佐藤大人要我去帳房找名冊，我找了好幾個晚上，什麼都沒有。頭家什麼都不寫，寫了也是寫那些我看不懂的記號。」
「那名單是哪裡來的？」
阿福伯低下頭，看著自己的手。
「我自己寫的。」
焙間裡安靜得只聽得到炭火裂開的聲音。
「我想，佐藤大人要名字，我就給他名字。這幾年晚上常來茶行找頭家的那些人，我記得的，一個一個寫下來。有的我知道名字，有的不知道，我就寫他是哪間店的頭家。還有蔡先生，頭家常常去寫真館，一去就是半夜，我也寫上去了。」他的聲音越來越小，「我寫在帳房的紅格紙上。佐藤大人說，等他收網那天，他會帶人來錦泰號搜，說名冊是在帳房裡搜出來的，這樣就沒有人知道是我給的。」
「今天中午那一包呢？」
「是第二張。佐藤大人說第一張不夠，叫我再想。我想不出來，又多寫了五六個，有幾個是我隨便寫的。」他把臉埋進手裡，「我想說，寫多一點，阿旺就早一點出來。」
我想起倉庫裡林頭家用手指點著那張名單說，這個不是，這個也不是，他連字都不會寫。
「寫真館的後門，」我說，「也是你撬的？」
阿福伯點頭。「水仔跟佐藤大人講，他在永樂町看到一個人很像頭家，蔡先生剛好在對面拍照。佐藤大人叫我去寫真館把那天的乾板拿出來，說我是熟面孔，被看到也不奇怪。」他看著我，「我不知道是你睡在那裡。我撞到你了，有沒有受傷？」
我搖頭。我不知道為什麼，聽到他問這一句，喉嚨很酸。
「阿福伯，」秋月說，「佐藤什麼時候收網？」
「明天，」阿福伯說，「天還沒亮的時候。」
我們兩個都站住了。
「佐藤大人說，上面催得很緊，事變以後，每個署都要交成績。他說名單上的人先抓回去問，問出來的再說，問不出來的就放。」阿福伯抓住秋月的手，「小姐，你阿爸……頭家他是不是還活著？水仔看到的，是不是他？」
秋月看著他，沒有回答。她把手抽回來。
「阿福伯，」她說，「你明天不要出門。」
我離開錦泰號的時候已經快十二點，街上只剩幾台人力車在等最後的客人。我先跑去港町的倉庫，小門還是鎖著，我在門上照林頭家教我的敲法敲了三下，停一下，再敲兩下。門開了，林頭家把我拉進去。
我跟他講了阿福伯的事。他坐在茶箱上聽，從頭到尾沒有插嘴，聽完了也很久沒有講話。燈籠的火一跳一跳。
「阿福抱過秋月，」他最後說，「她小時候發燒，他抱著她在天井走了一整夜。」
他站起來，在倉庫裡走了兩圈。
「明天天亮前收網，」他說，「名單上的人，我要叫阿成去通知。你回去叫朝宗走，現在就走。」
我跑回太平町。從港町到太平町，我跑了不到一刻鐘，跑到肺快要炸開。可是我轉進寫真館那條街的時候，看到街口停著一台黑色的乘合自動車，車頭燈關著，旁邊站著兩個穿制服的巡查，腰上掛著佩刀。
我躲進對面一間米店的亭仔腳，蹲在米袋後面。
他們比阿福伯說的還早。
寫真館的門開著，裡面的燈全部亮了。我看見兩個巡查從裡面搬出一箱一箱的東西，是寄存櫃的抽屜，整個抽出來，乾板在裡面撞來撞去。佐藤站在門口，還是那套白色的開襟西裝，手上拿著一本冊子，搬出一箱，他就在上面寫一行。
然後師父出來了。
他還穿著汗衫，腳上是拖鞋，雙手被一條繩子綁在前面。一個巡查在後面推他，他踉蹌了一下，沒有跌倒。他站在門口，抬頭看了一下天，天還是黑的。
隔壁漢藥店的門開了，阿桃嬸披著衣服衝出來，手上拿著一雙布鞋和一件長衫，用台灣話大聲說：「大人，大人，至少讓他穿鞋，讓他穿件衫，這樣出去像什麼？」
巡查要擋她，佐藤抬了一下手。
「讓她給。」他說。
阿桃嬸跪在地上，替師父換上布鞋，又把長衫披在他的肩膀上，因為他的手綁著，穿不進袖子。師父低頭跟她說了一句話，太遠了，我聽不見。
佐藤走過去，看著師父。
「蔡桑，」他說，「我們去署裡談，談清楚就好。」
師父看著他說：「你要談什麼，我都不知道。」
「那就好，」佐藤說，「不知道最好。」
他們把師父推上自動車。車門關上的時候，佐藤回頭看了一眼寫真館的門口，叫一個巡查拿出一張紙條，用糨糊貼在門上，交叉貼了兩條。那是封條。
自動車開走了。另一個巡查留下來，坐在寫真館門口的台階上，點了一支菸。
我在米袋後面蹲到腳麻了，才慢慢站起來，從米店後面的小巷繞出去。我的手一直插在褲子口袋裡，口袋裡是一捲軟片，用黑紙包著，是我從折疊相機裡取出來的那一捲，還沒有沖。上面有五格，是阿福伯坐在佐藤對面，把一包茶行的紙包推過去，手腕上纏著念珠。
我回到港町的時候，天邊已經開始發白。倉庫的小門虛掩著，裡面只有林頭家一個人。他聽完寫真館的事，把臉轉向河的那一邊，倉庫的高窗外面，有船在拉帆。
「佐藤會說，名單是在錦泰號帳房搜出來的，」我說，「可是我拍到了，阿福伯是在茶店仔交給他的，是阿福伯自己寫的字，不是你的。」
林頭家轉回頭看我。
「只要把這捲沖出來，」我說，「就能證明那張名單是假的。」
他伸出手，我把軟片放在他的手心。他把它握住，握得很緊，然後又攤開手看了一下，再還給我。
「阿樹，」他說，「這一捲，你要去哪裡沖？」
我張開嘴，沒有出聲。
大稻埕的寫真館不只光華一間，可是每一間的老闆都認得佐藤，每一間的暗房，北署都知道在哪裡。藥水不是買得到就好，顯影液要調，要溫度，要時間，要在全黑的地方，用手去摸。這些東西，我們全部放在太平町那間門口貼著封條的寫真館裡，在暗房水槽上面的架子上，一瓶一瓶，是我前兩天才親手重新調好的。
我手上只剩這一捲軟片能救師父，而能讓它顯影的藥水，全部被封在那扇門後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