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春暉閣出來，我們誰都沒提要回家。走到新北投站，支線列車剛好進站，我們上車，坐一站到北投，在月台上站了一會兒。往台北的車來了，我沒有動。往淡水的車來了，我上去了。沈序跟在我後面，什麼也沒問。
車廂裡人不多，對面坐一個穿制服的國中生，耳機線一路垂到膝蓋上，靠著窗睡著了。窗外過了關渡，河面突然寬起來，下午四點多的光貼在水上，一片亮晃晃的。
「我以前常常坐這班車。」我說，「大學的時候，考完期末考，我跟她會坐到淡水，吃一碗阿給，買一袋鐵蛋，坐在河邊吹風，吹到天黑再回去。」
「她跟我說過淡水。」沈序說，「我們拍婚紗照的時候，攝影師問要去哪裡，她說淡水。我問為什麼，她說小時候的事。我以為是她家人。」
「不是小時候。」我說，「是大學。」
到淡水的時候是五點。老街上都是人，賣烤魷魚的、賣酸梅湯的、賣彈珠汽水的，一個街頭藝人在捷運站出口拉薩克斯風，吹的是〈月亮代表我的心〉，吹得有點走音。我們沿著河岸往漁人碼頭的方向走，走到人比較少的地方，找了一張面對觀音山的長椅坐下。
太陽在觀音山的右邊，慢慢往下沉。我從包包最裡面的夾層把那個信封拿出來，撕開小雞貼紙。
「你要我念出來嗎？」我問。
「妳想念就念。」他說，「不想就不要。」
我沒有念出來。我把三張信紙攤開在膝蓋上，用手壓著，怕被風吹走。
以寧：
如果妳看到這封信，代表我還是沒勇氣。
我寫了很多次，寫完就撕掉，這是第九張。我想說如果寫到第十張還寄不出去，我就不要寫了。所以這張我不打算寄，我要把它縫進一件婚紗裡。妳是做婚紗的，七年了，妳摸過幾千件白紗，總有一天妳會摸到這一件。那時候不管我在哪裡，至少我說過了。
我下個月要去訂一件婚紗。是妳大三畫的那一件，一字領，長袖，鈴蘭蕾絲，A字裙，袖口那個尖角。圖我一直留著，夾在我的設計年鑑裡，搬了三次家都沒丟。妳的尺寸我也還留著，那天在宿舍用捲尺量的，數字寫在一張便條紙上，妳那時候說我量得太緊，把妳的腰少寫了兩公分。我沒有少寫，是妳自己憋氣。
我要用妳的名字訂。這樣很奇怪，我知道。可是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，可以讓我覺得我們之間的那件事，還沒有結束。
那天我說的那句話，關於妳媽媽的那句，我後悔了八年。我說完就後悔了，我看到妳的臉，我知道我說了什麼。妳搬走那天晚上，我在宿舍坐到天亮，想去妳表姐家找妳，可是我不知道地址。後來妳換了電話，換了臉書，我只能從妳們店的IG看到妳，有一張是妳在幫新娘拉裙襬，背對鏡頭，可是我一看就知道是妳，妳站的時候右腳會往外撇。
對不起。我不應該用妳最痛的地方贏一場吵架。
還有一件事，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。
我六月要結婚了。沈序是很好的人，真的很好，好到我說不出口我不確定。他求婚的時候，我哭了，他以為我感動，我也讓他這樣以為。我們在一起四年，他從來沒有對我大聲過，他會記得我不吃香菜，會在我加班的時候傳訊息問我吃了沒，會在下雨天把傘往我這邊傾。所有人都說，安琪妳好幸運。
可是以寧，我每天早上醒來，看到衣櫃裡那件要去拍婚紗照的白紗，我就覺得喘不過氣。我不知道是因為他，還是因為我。我只知道我從小到大，都在當別人期待的樣子。我爸希望我念商，我念了。我媽希望我在台北找份穩定的工作，我找了。大家希望我三十歲前結婚，我要結了。我好像一直在穿別人幫我量的衣服，尺寸都對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想不想穿。
妳是唯一一個，會在我穿上一件衣服的時候，問我「妳喜歡嗎」的人。妳以前在宿舍幫我挑衣服，每次都這樣問。我好想再被妳問一次。
所以我會寄一張明信片到妳們店裡。六月十二日下午兩點，北投春暉閣。我會在那裡等妳。如果妳來了，我就把這些話當面跟妳說，然後問妳，我該不該結婚。如果妳說該，我就搭計程車去大直，還來得及。
如果妳沒來，我也會知道答案。
那天剛好是我的婚禮。我沒有寫在明信片上，因為我不想讓妳覺得是被我逼著來的。
以寧，我很想妳。
安琪
信看完的時候，太陽已經碰到觀音山的稜線了。河面變成一片暗橘色，有一艘渡輪從對岸開過來，引擎的聲音很遠。
我想起那張明信片。
三年前的六月初，我記得是星期四，那時候店裡的助理還是阿芳，小婕還沒來。阿芳從信箱裡拿了一疊廣告信進來，裡面夾著一張明信片，正面是北投溫泉博物館的照片，紅磚屋頂，綠色的樹。背面沒有署名，只寫了一行字：「六月十二日下午兩點，北投春暉閣，我等妳。」字往右上斜，最後一個字飛起來。字的旁邊，用原子筆畫了一隻很醜的小雞。
阿芳問我：「店長，這是誰啊？好神祕喔。」
我說：「大概是廣告吧。」
我把它放進櫃檯第二個抽屜，就是放發票和舊收據的那一格。我那時候知道是她。我一看到那隻小雞就知道。我也知道她要結婚了，我在臉書上看到別人轉貼的婚紗照，淡水的情人橋，她穿一件腰太緊的平口白紗。我那時候想，她要結婚了，所以她想跟我和好，因為她過得很好，她可以大方了。我不想當她幸福人生裡的一個收尾。
六月十二日那天，我在店裡處理一組新人的退訂。新娘的媽媽在店裡哭，說女兒被男方家退婚，訂金三萬八能不能退。我花了一整個下午陪她，遞了半盒面紙。那天下午兩點，我在遞面紙。
那張明信片，後來被我丟掉了。年底大掃除的時候，連同那一抽屜的舊收據。
我把信紙壓在膝蓋上，手開始抖。一開始只是手指，然後是手腕，然後是整個人。我想把信摺起來，摺不好，第三張紙一直滑開。沈序伸手幫我按住，沒有拿走，只是按住。
「我知道是她。」我說。我的聲音很奇怪，像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，「明信片。我知道是她。我沒去。」
他沒有說話。
「我以為她要炫耀。」我說，「我以為她過得很好，所以想來施捨一個和好。我想說，我才不要。我等了十一年的道歉，結果她寄一張明信片，連名字都不寫，我才不要。」
我開始哭。不是那種在試衣間外面忍著的哭，是那種停不下來的、喉嚨會發出聲音的哭。我很多年沒有這樣哭過了，上一次大概是我媽住院開刀那年。我用手背擦，擦不完，鼻涕也流下來，我在包包裡找面紙，找不到。我是一個婚紗店店長，每天遞面紙給別人，我自己的包包裡沒有面紙。
沈序從他的後背包裡拿出一包，撕開，遞給我。
「你為什麼有面紙？」我一邊哭一邊問。
「上次去妳們店，」他說，「我看妳們每張桌上都有。我想說可能用得到。」
我笑出來，笑到一半又哭，鼻涕噴到面紙上。他假裝沒看到，轉頭去看那艘渡輪。
「她在等我。」我說，「她在等我告訴她，要不要結婚。如果我去了，她可能就……」
「她可能就去大直。」他說，「也可能不去。」
「如果我去了，你那天就不用站在門口三個小時。」
「如果妳去了，」他慢慢地說，「她可能會穿那件腰太緊的白紗，嫁給一個從來沒有問過她想不想結婚的人。」
我轉頭看他。他沒有看我，看著河。
「我剛剛偷看了。」他說，「關於我的那一段。風吹過來，第二張翻起來，我看到了。對不起。」
「沒關係。」
「她說我很好。」他說，「好到說不出口。」他停了一下，「我寧願她說我不好。不好可以改。」
天黑了。河邊的路燈一盞一盞亮起來，對岸八里的燈也亮了，一串黃色的光點沿著河岸排過去。一個阿伯在我們旁邊不遠的地方釣魚，釣竿架在欄杆上，鈴鐺掛在竿頭，一直沒響。
我們在那張長椅上坐了很久。中間他去老街買了兩碗魚丸湯，用塑膠袋提回來，湯有點灑出來，他的手指被燙紅了一塊。我們坐在長椅上喝，魚丸很燙，我咬了一口又吐出來，他說：「我剛剛也是。」
九點多的時候，他問我要不要回去。我說我還不想。他說好。
十一點多，老街的店都拉下鐵門了，只剩便利商店亮著。他去買了兩杯熱可可，回來的時候順手拿了一件他的外套給我，是他一直塞在後背包裡的那件薄風衣，摺得很整齊。
「你背包裡到底有多少東西？」
「筆電、充電器、行動電源、面紙、外套、一把折疊傘、一包綜合堅果。」他說，「工程師的生存包。系統隨時會掛，人要準備好。」
「有沒有牙刷？」
「有。」
「真的假的？」
「公司加班的時候要用。」他說，「妳要嗎？我有兩支。」
「我不要用你的牙刷。」
「新的。」
我把他的風衣披上，有一點洗衣粉的味道，還有一點筆電散熱孔吹出來的那種熱塑膠的味道。
凌晨一點，捷運早就收班了。我們都沒提要叫計程車。他開始講他小時候的事，講他爸媽離婚那年，他國二，他爸搬去桃園，他跟媽媽住在板橋。他說他那時候迷上寫程式，因為程式不會吵架，錯了就是錯了，會跳出一行紅字告訴你哪裡錯。他說，人不會。人錯了，不會跳紅字，你要等很久很久，才會知道。
我跟他講我媽。講三重那間騎樓下的裁縫店，講她幫別人做了一輩子白紗，自己的那件在我爸走的那年拿去剪成了窗簾。講我為什麼來婚紗店工作，因為我想知道，那些穿上白紗的人，後來有沒有比較好。
「有嗎？」他問。
「有的有，有的沒有。」我說，「我八年處理了一百多件退訂。可是有更多的人沒有退。她們有些過得很好，有些不好，可是她們都穿過了。」
「那妳呢？」
「我沒穿過。」我說，「今天之前。」
他轉頭看我，我也看他。中間還是隔著一個人的距離，可是那個距離跟在北投的時候不一樣了。
凌晨四點多，河面開始起霧。那個釣魚的阿伯收竿走了，換了另一個阿伯來，帶著一台收音機，放的是台語老歌，跟娟姐二樓那台是同一個頻道。
五點半，天空從觀音山後面開始變白。先是灰，然後是一種很淡的藍，然後山的稜線出現一條金色的邊。老街那家阿給店拉開了鐵門，老闆娘在門口刷地板。
我把那三張信紙拿出來，想再看一次。天光照在紙上，我才發現，第三張信紙的背面，有一行很小的字，鉛筆寫的，很淡，晚上路燈下根本看不到。
我把紙湊到眼前。沈序也靠過來，近到我感覺得到他的肩膀碰到我的肩膀。
那行字寫的是一個地址：桃園市大園區，一個我沒聽過的路名，後面是門牌號碼。
地址底下，還有一行更小的字：
「如果我逃走了，我會在這裡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