電話打進來的時候，我正在把第十四版的提案簡報裡一個橘色色塊往左挪三個像素。
會議室裡只剩我一個人。白板上還留著下午客戶代表畫的那個箭頭，旁邊寫著「年輕、有能量、不要太甜」。外送的珍奶喝到剩冰塊，杯底一圈褐色的水。我們組接的是一款機能飲料的年度案子，早上十點要跟客戶的行銷總監報告，我的主管蔡佩如十二點傳訊息說她先回家睡三小時，叫我把第三段的影片腳本再順一次。手機在桌上震了兩下，螢幕亮起來，顯示的是「芳姨」。
時間是三點四十分。芳姨在我爸攤子旁邊賣豆漿，賣了二十幾年。她從來沒有在這個時間打給我，事實上她一年打給我的次數不超過兩次，一次是過年問我有沒有回來，一次是中秋叫我爸記得拿柚子給我。
我接起來，那頭先是一陣很吵的聲音，有機車引擎，有人在喊，然後才是芳姨的聲音。
「書蘋喔，妳爸、妳爸倒落去了。」
她講台語，講得很快。我聽見「救護車」、「成大」、「伊本來在切肉」幾個詞。我問她人有沒有意識，她說不知道，說救護車剛走，她叫她兒子騎車跟過去了。我說我馬上回去，她說好，然後又說了一次「妳爸倒落去了」，聲音開始抖。
我把筆電闔上，抓了外套和充電線就往外走。電梯下樓的時候我還在想那個橘色色塊，想說等一下要記得傳訊息給蔡佩如，說腳本第三段我改好了，存在雲端第二個資料夾。走出大樓，敦化南路上一台計程車都沒有，只有一台垃圾車慢慢開過去。
凌晨這個時間，高鐵還沒發車。我在手機上查了半天，最後衝去台北轉運站搭四點半的統聯。車上冷氣開得很強，前面一排的阿伯把座椅放到最底，打呼聲很大。我一直握著手機，每隔幾分鐘就打一次給我爸，一直沒人接。五點十幾分，車開到林口附近，芳姨的兒子阿彬打來了。他說：「書蘋姊，醫生說⋯⋯」後面的話我聽到了，可是沒有辦法把它們排成一個句子。
我爸叫許文雄，六十六歲，在台南海安路靠保安路口那段的騎樓下賣牛肉湯，賣了三十一年。招牌是一塊白底紅字的壓克力板，寫著「阿雄牛肉湯」，下面一行小字「凌晨四點開賣，賣完為止」。他每天半夜一點多起床，四點準時把第一碗湯端出去，九點多十點就賣完收攤，回家睡到下午，起來備料、洗碗、算帳，晚上八點上床。三十一年，除了過年那三天跟颱風天，幾乎沒有休息過。
醫生說是急性心肌梗塞。芳姨說他那時候正在砧板前切牛肉，第一批客人已經坐了兩桌，他手上的刀放下來，一手撐著湯鍋旁邊的檯子，慢慢蹲下去。客人以為他是要撿東西。等到有人過去扶，他已經講不出話。
我到成大醫院的時候是早上八點多。我爸躺在一張推床上，身上還穿著那件洗到發白的灰色圓領衫，圍裙已經被護理師解下來，摺好放在他腳邊。圍裙上有一塊乾掉的褐色湯漬。我站在床邊看了他很久，他的臉比我上次回來時瘦，鬍子沒刮乾淨，下巴有一小撮白的。我伸手去摸他的手，很硬，指甲縫裡卡著一點點紅色的肉屑。
那時候我腦袋裡想的竟然是，他今天的湯沒有賣完。
接下來的一個禮拜，我像是被丟進一台我不會操作的機器裡。葬儀社的人拿著一本厚厚的型錄跟我講棺木、講塔位、講要請幾個師父誦經，我一直點頭。蔡佩如打來，先說節哀，再問我第三段腳本存在哪裡，我說雲端第二個資料夾，她說好，妳先處理家裡的事，然後又補了一句，提案很順利，客戶很喜歡那個橘色。
我爸這邊沒什麼親戚。他是獨子，我阿公阿嬤很早就走了。我媽在我三歲的時候病死的，我爸說是肝的問題，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。她的骨灰灑在安平外海，所以我們家沒有塔位可以拜。小時候每年清明，我爸都騎機車載我去安平的海邊，買一包金紙，在堤防上燒，叫我對著海喊「媽媽」。我喊得很小聲，因為覺得旁邊釣魚的人在看。
所以我以為告別式會很冷清。我跟葬儀社說，場地訂最小的那間就好，椅子擺三十張，應該就夠了。
結果那天早上，殯儀館那個小廳外面的走廊站滿了人。
我一個都不認識。有穿著工廠制服、外套口袋插著原子筆的中年男人；有一個綁馬尾、背著雙肩包的年輕女生，眼睛很紅；有幾個騎機車來的阿伯，安全帽就掛在手肘上；有一個穿西裝的男人，西裝有點太大，看起來是臨時去借的；還有一個看起來八十幾歲的老阿伯，拄著一支黑色的長柄雨傘當拐杖，是一個瘦瘦的中年男人扶著他進來的。
椅子不夠，阿彬跑去隔壁廳借，借了二十張還是不夠，很多人就站在後面。
公祭的時候，司儀念到「親友致意」，一排一排的人走上前鞠躬。我站在家屬的位置回禮，一個一個彎腰，腰彎到後來會痠。他們走過我面前，有人握我的手，有人只是點頭，有人小聲說「妳就是阿雄的女兒喔」，好像我是一個他們聽過很多次、終於見到本人的人。
一個戴著棒球帽的男人握住我的手，握得很用力，說：「妳爸以前凌晨都會多給我一塊肉。」
那個綁馬尾的女生說：「我值大夜班，下班都去吃。」她講完就哭了，哭得比我還厲害，我反過來拍她的背。
拄雨傘的老阿伯走得最慢。他在靈前站了很久，嘴巴動來動去，不知道在跟我爸說什麼。走到我面前的時候他抬頭看我，看了好幾秒，然後用台語說：「妳生做真像妳⋯⋯」講到一半就停住了，扶他的那個中年男人說：「爸，走了，後面還有人。」他就被扶走了。
我那時候以為他要說「妳生做真像妳爸」。後來我才知道不是。
告別式結束後，阿昌伯一直留到最後。阿昌伯是我爸的老夥計，在攤子上幫忙了快二十年，負責每天凌晨去善化載牛肉，還有洗碗、收桌、找錢。他七十二歲，個子矮，皮膚黑得發亮，左手少了半截小指，說是年輕時在鐵工廠被機器咬的。我小時候很怕他，因為他不太笑，講話又大聲，但他每次看到我都會從口袋裡掏出一顆牛奶糖給我，這個習慣一直維持到我上大學。
他幫葬儀社的人把花籃一個一個搬上車，搬完了才走過來，站在我旁邊抽菸。
「這些人，」我說，「都是攤子的客人？」
「大部分是。」他吐了一口煙，「凌晨的客人。」
「我都不認識。」
「妳哪會認識，」他說，「妳四點的時候在睡覺。」
他講得很平常，沒有要怪我的意思，可是我聽了心裡一陣刺。我高中畢業就去台北讀書，畢業後留在台北工作，一年回來三、四次，每次待兩三天，都是白天回來，睡在我以前的房間，起床的時候我爸已經收攤回家在睡覺了。我們父女倆的作息差了八個鐘頭，像兩個住在不同時區的人。我記得最後一次回來是端午節，我們一起在客廳吃了一頓午餐，他問我工作累不累，我說還好，他說那就好，然後他就進去睡了。
「攤子妳要怎麼辦？」阿昌伯問。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說，「我應該會收掉吧，或是頂給別人。我台北還有工作。」
他點點頭，把菸蒂踩熄，說：「也好。那妳收的時候叫我，有些東西是我的，我要拿回去。」
隔天下午，我一個人去攤子那裡收東西。
騎樓下面已經被芳姨幫忙整理過了，六張摺疊桌收起來靠在牆邊，塑膠椅疊成兩疊。攤車是不鏽鋼的，很舊了，邊緣有一圈刮痕，玻璃櫃裡面原本放生牛肉的位置空空的，只剩幾片墊在下面的保鮮膜。那口大湯鍋還坐在瓦斯爐上，鍋蓋蓋得緊緊的。我掀開來，湯已經被倒掉了，鍋底一層油垢，有一股冷掉的牛骨味，很沉，混著一點點洋蔥的甜味。
我在攤車旁邊站了一下，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。後來我決定先把湯鍋搬下來洗。那口鍋很重，空的也要用兩隻手才抬得動，我抬起來的時候腰閃了一下，鍋子哐一聲斜斜地靠在爐架上。
就是那個時候，我看見爐子下面的底座有一塊鐵板是鬆的。
攤車的瓦斯爐架是焊在一個長方形的鐵箱上，鐵箱的側面有一塊巴掌大的鐵板，四個角用螺絲鎖著，其中兩顆螺絲不見了，另外兩顆也只是虛虛地卡著。我用指甲一撥，鐵板就往下掉，露出裡面一個空間。空間裡塞著一個鐵盒子，就是以前裝喜餅的那種紅色鐵盒，蓋子上印著龍鳳和「囍」字，邊角鏽得厲害。
我把它拿出來，盒子是溫的。瓦斯爐每天在上面燒五、六個鐘頭，它在下面被烤了不知道多少年。
盒子裡面有一本帳本。
是那種文具店賣的直式帳簿，藍色硬皮，封面印著「現金收支簿」，紙已經黃到像是被茶泡過。帳本的書背用透明膠帶黏了好幾層，膠帶也黃了。除了帳本，盒子裡還有一支沒了筆蓋的藍色原子筆、一捆用橡皮筋綁起來的收據，還有一張折成四折的舊健保卡影本，上面的名字不是我爸。
我坐在一張塑膠椅上翻開帳本。
我爸的字我認得，很大，一筆一畫都很用力，有時候會把紙戳破。他寫字從來不分「他」跟「她」，一律寫人字旁的那個，小時候他幫我簽聯絡簿，老師在上面寫「書蘋上課很專心」，他在下面回「謝謝老師，他在家也很乖」，被我同學笑了好久。
帳本不是攤子的流水帳。攤子每天賣多少錢，我爸是記在另外一本日曆背面的，那個我知道。這一本不一樣，它只有七個名字。
每個名字佔一頁或好幾頁，名字寫在最上面，下面是一行一行的日期，日期旁邊寫著「湯一」、「湯一飯一」、「湯二」，有的旁邊寫著數字，有的寫著一兩句話。第一個名字是「蔡萬福」，後面括號寫「國華街修傘」，下面的日期從民國九十三年開始，最上面一筆寫的是「醫院 一萬八千」。第二個是「黃志明」，第三個只寫「阿豪」，後面括號寫「十五歲」。第四個是「吳小姐」，旁邊註明「護理師 大夜」。第五個、第六個，名字我也一樣不認識。
第七個那一頁比較奇怪，沒有名字，只寫了一個國字「七」，下面是地名，一個接一個，每一個都被一條橫線劃掉：「嘉義東市場」，劃掉；「民雄」，劃掉；「嘉義市垂楊路」，劃掉。最後一個沒有劃掉，寫著「福安」兩個字。底下是一整排的勾，密密麻麻，一個月一個，排到下一頁、再下一頁。
我一頁一頁翻。翻到最後一頁，那頁是空白的，只有正中間寫著兩行字。字跡比前面的都要抖，墨水也比較新，我猜是最近才寫的。
「若我先走，這些不用討。」
下一行，字擠得很緊，最後一個字差點寫出格子外面。
「但第七個一定要告訴他真相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