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律師的事務所在民權路一棟老公寓的二樓。樓梯間貼滿記帳士和刻印章的貼紙，鐵門要用力推才會開。冷氣室外機的水一直滴在樓下的鐵皮雨遮上，滴、滴、滴，很規律。
助理小姐端來一個紙杯的麥茶，冰的，杯壁馬上出汗。我把包包放在腿上，裡面裝著八本筆記本和一個紅白條紋的塑膠袋。塑膠袋是八年份的醫院單據，我一直收在婆婆房間五斗櫃第二格。
「陳太太，妳先說。」律師把筆放下。
「我沒有簽過那份遺囑。」我說，「我沒有見過你。告別式那天是第一次。」
他點點頭，翻開一本硬殼記事本，又拉開抽屜拿出一個資料夾。他做這些動作的時候沒有看我，也沒有安慰我，就是在找東西。
「四月三號，星期四。」他念，「下午一點五十，我從事務所出發。二點零五到你們家。那條巷子車開不進去，我停在巷口的停車格。」
「你有進來？」
「二樓，靠後面那間。有一台電動床，床頭有抽痰機。窗戶朝東，外面有人在曬衣服。」
我沒有講話。他描述的是我每天進出六七趟的房間。
「那天現場，除了老太太，還有三個人。」他伸出手指，「我，一位太太，一位先生。」
「什麼太太。」
「她說她是林淑君。」律師說，「四十上下，短頭髮，講話很快。她說媽媽這幾天比較清醒，趁今天處理。她在見證人欄簽名的時候，用左手壓著紙。」
「我是右手。」我說，「而且我沒有短頭髮。八年來我都是綁起來的，抽痰要低頭。」
他把記事本轉過來給我看。字很小，一行一行。「還有一位先生，四十幾歲，戴細框眼鏡，講話有一點腔，比較像台北那邊。他全程幾乎沒開口，只有最後幫忙把老太太的手扶起來蓋印。」
「蓋印。」
「印章是現場拿出來的。」
我盯著那個紙杯上的水痕。麥茶已經退冰了。
「蔡律師。」我說，「四月三號那天下午，我人不在家。」
他抬起眼睛。「妳確定？」
「我確定。」我把塑膠袋拿出來，「因為那天我帶阿母去成大。」
我把單據倒在桌上。八年份，收據、掛號單、檢驗報告、復康巴士的收費聯，全部用大迴紋針一年一疊。我從最上面那疊往下找，找到寫著一一四的那一綑，抽出來，一張一張攤開。
第一張是掛號單。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四月三日，泌尿科，下午診，報到時間十三點二十，看診號十七號。
第二張是復康巴士的收費單，去程十二點五十在我們家巷口上車，回程十六點四十從醫院走。單子上有司機的簽名，還有一個歪掉的章。
第三張是醫院一樓便利商店的發票。十五點十七分，麥茶一瓶，蘇打餅乾一包，二十九加十八，四十七塊。那天等太久，我沒吃午餐，在檢查室外面站著把那包餅乾吃完。
我一張一張排出去，排到桌子邊緣。我的手在抖，不是難過，是那種很久沒有人聽你講話、忽然有人在聽的時候，身體會先亂掉。
「那天等超久。」我說，「本來三點的電腦斷層，拖到快四點才進去。冷氣很強，阿母一直發抖，我去護理站借毛毯，他們說毛毯要押證件。我押健保卡。」
律師拿起掛號單，對著窗戶看了一下，又放回去。他的表情沒有變，可是他把記事本合起來了。
「陳太太，這件事我要先跟妳說清楚。」他說，「如果四月三號那天老太太人在醫院，那麼那天在你們家二樓的，就不是老太太。」
「不是……那不然是誰？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說得很平，「我看到的是一位躺在電動床上、身上蓋著被子、右邊比較不會動的老人家。我問她要不要照這樣寫，她點了頭。我沒有理由懷疑。」
我忽然想到告別式那天雅琳在房間裡拍照。拍床、拍抽痰機、拍窗台上的乳液。
「那份遺囑對妳有利。」律師說，「所以妳自己要先想清楚，妳現在講的話，對妳沒有好處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
「那天家裡有誰？」他問，「妳出門的時候，門是鎖的嗎。」
我想了很久。「後門的鎖壞了兩年，一直說要換。」我說，「鑰匙有四副。我、志明、阿睿，還有一副掛在神明廳旁邊的釘子上，誰回來都拿得到。」
他在紙上畫了一個小小的四。
「妳先生那天呢。」
「上早班，六點出門，五點多才回來。」
「妳還要講？」
「我要講。」我說，「那不是我簽的。我不要一個不是我簽的東西。」
他看了我兩秒，然後從資料夾裡抽出一份文件的影本，推到我面前。「這是那天的遺囑影本。妳先自己看一遍簽名。」
那三個字寫得很漂亮，一筆一畫都到位。林淑君。比我自己的字好看太多了。我簽名的「淑」字，右邊那個叔我一向寫得歪，因為我小學的時候被老師罵過，罵到後來就這樣了。影本上的那個叔是正的。
「這個字，我寫不出來。」我說。
「我知道。」他把影本收回去，「這種事情看的不是像不像，是筆順跟停頓。這個要送鑑定。」
「送鑑定要多少錢。」
他抬眼看我一下。「先不用擔心這個。」
我把影本推回去。紙的邊緣有一點捲，是影印機吃紙留下的痕跡。
「還有一件事。」我說，「我的照顧日誌，最後一頁被撕掉了。就在告別式後那兩天。」
律師拿起筆，寫了幾個字。「本子帶來了嗎。」
「帶了。」
「留在我這裡。」
我把八本筆記本從包包裡拿出來，一本一本疊在桌上。藍色封面，邊角都翹起來。疊起來大概有一個便當那麼高。
「這裡面有什麼。」他問。
「血壓、體溫、吃多少、拉幾次、幾點翻身。」我說，「還有一些不重要的。」
「哪一種不重要的。」
「就……她那天有沒有笑。」
他沒有接話，把最上面那本打開，看了大概三行，闔起來。
我一邊疊，一邊隨手把攤在桌上的單據收回塑膠袋。收到那份電腦斷層報告的時候，我停住了。
那不是一張，是三張釘在一起。第一頁是影像報告，滿滿的英文，我看不懂，只認得日期。第二頁是抽血結果。第三頁我從來沒仔細看過——當初醫院給我的時候我直接塞進袋子，回家就忙著弄晚餐的鼻胃管灌食。
我把它翻到最後一頁。
那是注射顯影劑同意書的副本。上面有勾選欄、有醫師簽名、有病人姓名：陳吳玉葉。下面一格是「陪同家屬簽名」。
那一欄不是空的。
上面寫著三個字：王國興。
雅琳的先生。我小姑的先生。那個過年只坐一個小時、跟我講不到五句話、每次都在滑手機的男人。
冷氣的水還在滴。我坐在那裡，把那張紙翻過來又翻過去，好像多翻幾次上面的字會換掉。
四月三號下午，他在成大。同一個下午，另外一個他在我家二樓，戴細框眼鏡，把婆婆的手扶起來蓋印。
不可能兩邊都是他。
我腦子裡忽然又響起那天凌晨婆婆抓著我的手，喉嚨裡呼嚕呼嚕的那三個字。
你莫怪……
阿母，我一直以為你是要我不要怪她。
現在我不確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