貨梯是十六點三十一分下來的。
門一開，裡面那三箱磁磚還在，靠牆疊著，最上面那箱的封條裂了。我提著保溫袋走進去，按了 1，門關上，鏡面不鏽鋼把我整個人照出來，變形，拉長。
高德明要我上二十七樓，我說先去換衣服。他們在一樓儲藏室旁邊清出一個小房間，裡面有鐵櫃、掃地機器人的充電座、還有一台壞掉的飲水機。林湘拿了一套襯衫西裝褲進來，說是行政部備用的，尺寸應該可以。
我把濕雨衣脫下來掛在門把上，水滴下來，在地磚上敲出一個很規律的節拍。
滴。滴。滴。
跟五年前那個下午一樣。
那天也在下雨，不過是九月的雨，下一陣停一陣。母親過世第九天。二十七樓會議室，長桌，十四個位子，坐滿了十一個。
主位是江建興。他是母親的堂弟，比母親小六歲，從我有記憶開始就叫他叔叔。
我姓陳，跟我爸姓。這件事在江家從來沒有人提，可是每個人都記得。母親接手江氏那年三十四歲，是外公三個孩子裡唯一被交棒的。她走的時候五十九，肝癌，從確診到最後七個月。最後三個月她還在簽字。
那天桌上放著三份文件。
第一份是家族成員資產分配同意書。第二份是離職申請書，我當時是江氏的執行副總，職務要一併卸掉。第三份最短，一頁半，標題叫做「拋棄暨切結書」。
律師姓吳，站著唸完全部條款。空調吹得很冷，會議室的窗戶朝西，那天沒有太陽。
條款有三條。第一條，我拋棄對江家所有不動產、動產、有價證券及一切財產權利的主張。第二條，我五年內不得擔任江氏集團及其關係企業的任何職務。第三條，我不得對外談論家族內部事務，違者賠償新台幣兩千萬元。
我把三頁看完，一共花了四分鐘。沒有人打斷我。
「你媽生病的時候，公司是我在扛。」叔叔開口，「這一年半你在幹什麼，大家都看得到。」
那一年半我在台中，處理江氏第三廠的併購後整合，裁併了兩條線，留下三百四十個人。這件事寫在年報第五十八頁。我沒有反駁。反駁沒有用，那個房間裡沒有一個人是來聽事實的。
「簽了，」他說，「大家好聚好散。」
我抬頭，「我媽的骨灰罈在哪裡。」
會議室安靜了一下。
「在律師那邊保管。」他講得很自然，好像那是一個行政流程，「等這邊處理完，會交給你。」
「還有一份東西。」我說，「我媽住院第五個月，交代要給我的。文件夾是深藍色的。」
吳律師看了他一眼。
叔叔笑了，往後靠在椅背上，「那個啊。那個沒有法律效力，我們查過了。你要就拿去，做個紀念。」
他說得太快，快到我確定他真的查過，也確定他相信自己查到的結論。
我伸手拿筆。第一支沒水，在紙上畫了兩道白痕。吳律師從西裝內袋掏出另一支給我。
我簽了。
三個字，陳江。第一份、第二份、第三份，一共簽了七個地方，按了兩個手印。
從會議室走出來的時候是下午五點十分。我搭客用電梯下去，那時候還可以搭。到一樓的時候門開，大廳那個亮到會照出人影的地板，第一次讓我看清楚自己是什麼樣子。
那天我帶走兩樣東西：一個骨灰罈，一個深藍色文件夾。
骨灰罈是隔天早上去律師事務所拿的。他們用氣泡紙包了三層，外面套一個紙箱，箱子上還貼著標籤，簽收欄要我填身分證字號。我在那張單子上簽第八次名。抱著箱子走出去的時候，我發現重量比想像中輕，大概三公斤多一點，跟一台筆電加一瓶水差不多。
我搭捷運回去。那天車廂很空，我把箱子放在腿上，兩隻手扶著。
第一年最難的不是錢，是時間。錢會有辦法，時間不會。
我先做搬家，一天一千六，做滿二十天。那個工作教會我怎麼看樓梯：幾階、轉幾次、有沒有卡尺寸的轉角。第二年做夜班便利商店，晚上十一點到早上七點，時薪一百八十五，大夜加給另外算。那半年我學會在四點半那個最想睡的時刻站著補冰櫃，冰櫃的冷氣打在小腿上，人就醒了。
中間去工地做過點工，一天兩千二，做了十九天，主要是搬鋼筋。左手虎口那條疤是那時候留的。工地的老師傅姓吳，收工前會把手套翻過來拍兩下，說手套要乾，人才不會廢。我到現在還在做這個動作。
也洗過碗。快炒店，晚上六點到打烊，一個月兩萬八，油煙從抽風口漏下來，衣服洗三次還有味道。那三個月我學會一件事：一個人一分鐘可以洗幾個盤子，是可以練的。
第三年開始送外送。全職。
外送的帳很清楚。旺季一個月跑三百三十小時，淨收五萬八到六萬四。淡季四萬出頭。扣掉油錢一個月兩千一，機車保養平均一個月八百，手機資費四百九十九，第三責任險一年六千八。
我住頂樓加蓋，房租六千五，含水不含電。夏天很熱，我裝了兩台風扇對吹。冬天不用開暖氣，因為騎車回來的時候已經凍透了，進門那個溫差反而是舒服的。
我每天記帳，記到個位數。五年，記了一千七百多天，換過三本帳本。
第一年存了二十一萬。第二年三十六萬。第三年開始送外送以後，六十二萬。第四年七十一萬。今年到七月，四十九萬。
加起來兩百三十九萬。
這筆錢不是用來翻身的。翻身不靠存錢。這筆錢是律師費、是訴訟保證金、是調閱公司登記與股東名簿的規費、是萬一要打三年官司的時候，我還付得起房租的底氣。
我知道總有一天要打，所以我先把錢準備好。
至於那個深藍色文件夾，這五年我沒有動過。它放在一個三百九十塊買的防潮箱裡，跟母親的骨灰罈擺在同一個櫃子上。
裡面是一份股權信託契約書，母親名下的普通股百分之十二點四，受託移轉，受益人是我。生效條件寫得很囉唆，重點只有兩個：滿五年，以及期間不在江氏擔任任何職務。
叔叔的律師說它無效，因為信託成立當時沒有經過董事會決議。
這個說法有一個問題。
那份契約的最後一頁右下角，除了母親的簽名跟受託銀行的用印，還有一個欄位。欄位名稱是信託監察人。字很小，印刷體只有六級字，簽在上面的名字更小，藍色原子筆，筆畫收得很緊。
那個人當年是江氏的財務長。
依照契約第十一條，信託監察人簽署即為生效要件之一，董事會決議不在其中。
五年來，沒有一個人注意過那個簽名。
包括他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