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下樓的時候沒有搭電梯，走樓梯，一階一階，讓自己慢下來。
我把時間排開來看。六點十四分，系統用我的名字把王素貞辦離院，護理紀錄多寫一句她要上樓探視住院親友。六點二十分，我的舊卡刷開五樓病房西側門。中間差六分鐘，剛好夠一個人從急診後門那條沒有畫面的走道走到電梯，上五樓。這不是巧合，這是一條路線，有人把它一步一步走順了，走到不用想。
而五樓那個被限制會客的病人，陳先生，太太灰色短髮、老是天亮來、每次都被擋回去。灰色短髮，天亮來，在電梯口站一個鐘頭。我閉上眼睛就看到那雙黑色軟底布鞋，右腳鞋帶只穿一半，鞋尖朝外擺得整整齊齊。
王素貞不是隨便一個反覆到院的病人。她就是那個被擋在五樓門外的太太。她一次又一次叫救護車、換不同分隊、報不同主訴、挑凌晨進我們急診，不是因為胸悶也不是因為頭暈或肚子痛，是因為急診是她唯一進得來的門。急診的門永遠開著，急診不會把一個說自己不舒服的人擋回去，這是急診的規矩，也是她唯一能鑽的縫。她從一樓正門進來，被收進留觀區，等一個沒有人看著後面的時段，再從那條走道上去，看完，再由系統把她「送出院」，帳面上乾乾淨淨，好像她從頭到尾只是個檢查沒事、自行返家的病人。
我在樓梯間的平台站了很久。三年前那個畫面自己浮上來，我沒有去找它，是它來找我。
三年前我媽在五樓二十七床，等開刀。隔壁二十六床是一個中風的老先生，整天躺著，喉嚨插著管，機器一下一下規律地響。他的太太每天晚上都在，坐一張借來的小折凳，灰色短髮，話很少。有時候半夜我媽睡不著，隔著簾子會傳來一句很輕的台語：「你母仔敢猶未睏？」我幫我媽翻身、拍背的時候，那個太太會過來搭一把手，力氣很穩，一看就是照顧過人的手。我在自己左手手腕內側寫下我媽名字那一晚，兩床中間的簾子是拉開的。那個太太就坐在一隻手臂之外的地方，抬起頭，安安靜靜看著我寫。
我當時沒有把她的臉記下來。三年，我把很多五樓的臉都忘了，因為記著會痛，忘掉是一種活下去的方法。可是那雙鞋、那道眉尾往上斜的舊疤、那根沒接好的小指——昨天推床進來的那一下，我的手停了半秒。原來我的身體比我的腦子先認出她。
她問我還會不會把名字寫在手上，不是通靈，不是預言，不是什麼半夜的鬼故事。她只是三年前坐在隔壁那張折凳上、親眼看過我寫的人。這句話我沒跟第二個人說過，因為根本沒有場合說；可是它從來就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知道。有一個人也在場，我只是忘了她還在。
守夜的人會記得很多事。白天有醫師、有訪客、有推車來來去去，人多，誰也不會特別看誰；可是半夜，一整層樓只剩幾盞小燈、幾個睡不著的家屬，你隔著一道拉不緊的簾子，會知道隔壁床的人幾點翻身、幾點嘆氣、幾點偷偷哭。我以為那三年只有我在看別人，其實我也一直被人看著。我在我媽手邊熬的那些夜，對我是天塌下來的大事，對隔壁那個灰髮的太太，可能只是她漫長守夜裡的一個晚上——一個年輕護理師，在自己手腕上寫下媽媽的名字，寫得很用力。她把這個畫面收起來，收了三年。
我走回急診，白班還在忙，四床那個等病房的阿伯終於上樓了，位置空出來。我用自己的帳號把王素貞的資料調出來，不是就診紀錄，是最底層那一頁，戶籍地址、緊急聯絡人。急診建檔常常抄得潦草，很多欄是空的，可是那一欄有填。
緊急聯絡人：陳怡君。關係：女。後面一支手機號碼。
我盯著那支號碼看了很久。那是我背得出來的號碼。單位的通訊錄我抄過，臨時要換班的時候我打過。陳怡君是我們單位的學妹，就是七月二十七日那筆頭部撞擊護理紀錄的人——那個換行、那個用字，我一看就認得；也是七月二十三日班表上檢傷那一格的人，那天我排休，本來該站在檢傷檯的，是她。
我把七月的班表又叫出來，這次不是找我自己那一列，是找她。二十三日大夜，她的名字在。二十七日大夜，在。三十一日，在。連昨晚，八月一號的大夜，也在。王素貞四次進來，陳怡君四次都在現場，一次都沒有漏。
我坐在那裡，一塊一塊把它拼起來。她是王素貞的女兒，也就是五樓那位陳先生的女兒。頭一個妻子的孩子聲請了監護，把這對母女擋在門外。她在急診上大夜，比誰都清楚哪個時段沒人看後面那條走道，也早就知道監視器維護到八月一號。她需要一張能開門、又不會指向她自己的卡，於是我那張補發後沒繳回的舊卡，就在護理站丟廢卡的抽屜裡，被她拿走。她需要一個系統帳號替她媽辦到院、辦離院，卻不能用自己的名字——一個護理師反覆替親生母親掛號、又替一個被限制會客的家屬開門，這叫利益迴避，這一查就穿。所以她用了我的名字。
她怎麼會有我的密碼，我想了三秒就想起來。今年初我請她幫我從系統拉一份繼續教育時數的報表，我把帳號密碼寫在便利貼上塞給她，事後我沒有改。急診大夜，一個人同時扛三件事，誰記得改密碼。
護理站的電話這時候響了，總機轉上來的，五樓內科打的。白班學姊接起來應了兩聲，把話筒按住，回頭問誰認識急診這邊有沒有留王素貞家屬的聯絡方式，五樓那床陳先生剛發了病危通知。
我站起來。今晚，是維護的最後一夜，也是他最後的幾個夜。而今晚的大夜班，有陳怡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