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夜沒睡，天一亮就開始想怎麼把陳先生逼出來。我很清楚，只要我還在電話裡跟他兜圈子，他就會一直用那句「照做就好」把我擋回去。我要的不是安撫，是那個名字。
我沒有打電話給陳先生。我怕他又在電話那頭把我打發掉。我直接傳了訊息，只有一句話：我知道二號房裡那個人姓陳，是你的家人。你不來，我今晚就自己去敲那扇門。
我當然不會真的去敲。第五條寫得清清楚楚，隔壁那間不要敲。但我知道這句話會把他逼出來。果然，不到一個小時，陳先生就回了，說他明天中午過來。
隔天他來的時候，我幾乎認不出他。才幾天不見，他好像老了十歲，背駝得更厲害，眼睛底下一片青黑。他手裡拎著一個舊舊的紙袋，走進我房間，看見書桌上那本許明哲的筆記本，整個人愣在門口，好半天沒動。
「他留下來的。」我說，「陳先生，別再叫我照做了。我已經知道太多了。你告訴我，裡面那個人是誰。」
陳先生在我書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來，很慢很慢地。他盯著那塊床頭的深色痕跡看了很久，然後開口，聲音比我聽過的任何一次都要輕。
「他叫陳文彬。」他說，「是我的小弟。」
那個斷在許明哲筆記本裡的名字，終於補齊了。陳文彬。
「三十二年前的事了。」陳先生的手放在膝蓋上，微微發抖，聲音一停一頓，好像每個字都要從很深的地方挖出來，「那時候這頂加剛蓋好，是我跟文彬一起弄的，一磚一瓦，想說出租貼補家用。文彬那孩子，年輕，愛玩，跟人合夥做生意被倒了，欠了一屁股債，還是跟外面那種人借的。他不敢跟家裡講，自己一個人扛。最後被逼得走投無路，就……躲進二號房。」
我沒有說話。我知道接下來是什麼，可是我需要他親口說出來。
「他躲在裡面，不敢出來，也不敢開燈，怕討債的找上門。」陳先生的聲音哽住了，「我那時候在中部工作，一個多月沒回來。等我回來……天氣已經熱了。我一上頂樓就聞到那個味道。我把門撞開的時候，他已經……」他說不下去了，用手掌捂住臉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「他吊在那裡不知道多久了。沒有一個人知道。他一個人在那個小房間裡，等一個人來找他，等到最後，沒有等到。」
窗外的光很亮，可是我覺得整個房間都是冷的。三十二年前，一個跟我一樣走投無路的年輕人，一個人躲在牆的另一邊，孤零零地死去，久到滲過了這面牆。而我每天睡覺的枕頭，就靠在那片痕跡旁邊。這麼多天以來，我一直覺得那塊深色痕跡在盯著我，其實不是盯著。是一個人靠在牆的那一邊，離我只有一層水泥那麼近，想被看見，想被知道，卻只能用一片洗不掉的顏色，證明他曾經在這裡。
「我不敢拆。」陳先生放下手，眼睛紅腫，「我找過師父來看。師父說，文彬走的時候，心裡最深的那個念頭，是『怎麼沒有人來』。他被那個念頭困住了，出不去。他一直在等一個人回應他，一直在敲門，一直在叫。師父說，只要有人應了他，他就會把那個人拉進去，自己……自己就能走。可是那樣，等於是拿一條命換一條命。師父說，最好的辦法，就是不要讓任何人應他，等他自己慢慢散掉。」
「所以你就寫了那張公約。」我說。
「我寫了公約。」陳先生點頭，「把每一條會讓他抓到人的事，都寫成禁忌。我把二號房用鐵絲纏起來，貼上符。我以為這樣，時間久了，他就會散。可是三十二年了，他一點都沒有散。他還在裡面。他還在等。」他抬起頭看我，眼神裡是一種很深的疲憊和愧疚，「而我……為了付這棟房子的貸款，為了……說真的，也為了不要讓這頂樓空著、怕他一個人更寂寞，我還是把三號房租出去了。我騙自己，只要房客照做就沒事。可是每隔幾年，就有一個人守不住。每一次，我都知道，又有一個孩子，因為我，被換進去了。」
我終於明白陳先生那張永遠平靜、永遠迴避的臉底下是什麼。不是冷漠，是三十二年壓下來、壓到已經沒有形狀的罪。他既放不下弟弟，又親手把一個又一個像弟弟一樣走投無路的年輕人，送到弟弟面前。他是這個循環的守門人，也是這個循環的囚犯。
「陳先生，」我深吸一口氣，「不要讓他自己散了。三十二年都散不掉，他不會散的。他不是要一條命。他要的是有人來找他。」
陳先生怔怔地看著我。
「他死的時候，心裡想的是『怎麼沒有人來』。」我說，一字一句，「那我們就去。不是去換命，是去找他。叫他的名字，告訴他，有人記得他了，有人知道他在這裡。這樣他就不用再等，不用再抓人了。」
陳先生的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。他從那個舊紙袋裡，顫抖著手，拿出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，和一封信。照片上是一個很年輕的男孩，笑得很燦爛，穿著八零年代那種寬大的襯衫。那封信的信封上寫著「大哥收」，卻從來沒有寄出，封口都還黏著。
「這是他留在房間裡的。」陳先生把照片和信放到我手上，「我一直不敢拆這封信。三十二年，我一次都不敢拆。」
我低頭看著照片裡那個笑著的男孩。陳文彬。二十出頭，跟我差不多的年紀。
「拆開吧。」我輕聲說，「陳先生，他等一個人來讀這封信，等了三十二年。」
陳先生的手抖得幾乎握不住那封信。他試了兩次才把封口撕開。裡面是一張對折的信紙，字跡跟許明哲一樣，抖得很厲害，是一個人在極度絕望的時候寫下來的。陳先生讀不下去，把信遞給我。我接過來，一個字一個字，輕輕地念出聲。
「大哥，」信上寫，「對不起。我不是故意要瞞你們。我只是不想讓你們看到我這個樣子。我欠的錢太多了，還不完了。我躲在這裡好幾天了，很黑，很安靜，我一直在想，會不會有人上來，會不會有人推開這扇門。我很怕。大哥，如果你看到這封信，可不可以不要怪我。我只是好想有人來。好想有人叫我一聲，跟我說沒關係。就這樣就好。文彬。」
念完，我的手也在抖。房間裡靜得可怕。陳先生整個人縮在椅子上，像一張被揉皺的紙，無聲地哭。三十二年前，他的弟弟躲在牆的另一邊，一個人寫下這些字，然後把門反鎖，等一個沒有來的人。他心裡最後的念頭，全在這封信裡：好想有人來，好想有人叫我一聲。
我把信摺好，貼在胸口。現在我知道今晚要對他說什麼了。不是驅趕，不是超度，是回應。回應那個等了三十二年、等到滲進牆裡的請求。
「陳先生，」我深吸一口氣，「你留下來陪我。今晚，他會來敲門。這一次，我不躲了。我要開口叫他的名字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