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問萬福伯，八十九年的時候，我媽是不是還活著。
他把那把紅傘接過去，用一塊布擦傘柄，擦得很仔細，擦完了又擦一次。然後他說：「我老了，記毋清了。」
我又問了一次，他就不說話了。他的兒子剛好在那時候騎車過來，就是告別式那天扶他的那個中年男人，叫蔡進興，在中華西路一間汽車保養廠上班，下班會順路來載他爸回家。蔡進興跟我點頭，問我是不是阿雄伯的女兒，然後開始收桌上的工具，一樣一樣放進一個塑膠工具箱。萬福伯坐在矮凳上看他收，一句話都沒說。
我抱著那把傘走回我爸家。照片我夾在帳本裡面，夾在萬福伯那一頁。
那天晚上我沒睡。我躺在二樓我以前的房間，天花板上還貼著我國中時候貼的螢光星星，有幾顆已經掉了，留下一塊一塊的黃色膠痕。我想過很多種可能。可能是我爸寫錯日期。可能照片是我媽更早以前拍的，我爸後來才在背面寫字，寫的是他洗照片的日子。可能這個人根本不是我媽，只是長得像。
可是我知道那個眼尾。我每天早上刷牙都會看到。
我也想過明天早上去戶政事務所，申請一份我媽的除戶謄本，上面會寫她死亡的日期跟地點。我在手機上查了，中西區戶政事務所在中正路，早上八點開。我把網頁存起來，可是存完以後，我發現我不太敢去。
十二點半，我去攤子那裡開火。阿昌伯下午已經把骨頭汆燙好、洗乾淨，放在一個大鋁盆裡，用塑膠布蓋著。我把骨頭放進湯鍋，加水，開小火。一點二十分，阿昌伯的發財車在巷口按了兩聲喇叭，我搖頭，指了指湯鍋，他就自己開走了。
三點多，他把肉載回來，跟昨天一樣放在砧板上，跟我說今天的嫩肩比較好，可以多切一點。然後他說他要去巷口的便利商店買菸，大概十分鐘就回來。
他騎上野狼，往海安路北邊騎。巷口那間便利商店是在南邊。
我把爐火轉到最小，跟芳姨說幫我看一下，就騎上我爸那台舊的光陽機車追過去。那台機車我爸騎了十幾年，座墊破了一個洞，用膠帶貼著，發動的時候要踩好幾下。我在民生路的路口看到阿昌伯的尾燈，他往西騎，接上安平路，一直往安平的方向。
凌晨三點的安平路很空，路燈是橘黃色的，兩邊的店都拉下鐵門。我不敢跟太近，隔著一兩個路口。他沿著安平路一直騎，快到安平古堡的時候往左轉，進了延平街後面那一帶，轉進一條很窄的巷子，窄到兩台機車沒辦法並排。巷子兩邊是很矮的老房子，有些門口還貼著春聯，紅紙被雨淋到變白。
他在一間房子前面停下來。那間房子的鐵門拉起來一半，裡面有燈。
我把機車停在巷口，走過去。鐵門上方有一塊招牌，招牌的燈管不亮了，上面的字是紅色的，漆有一點剝落：「秀卿意麵」。
從鐵門下面的縫裡飄出來一股味道。
是牛骨湯，可是跟我爸攤子上那鍋不一樣。它比較深，比較厚，有一種焦香，像烤過的東西，也有一點點甜，不是糖的那種甜，是蔬菜燉久了的甜。還有炭火的味道，那種乾乾的、有一點嗆的煙味。
我彎腰鑽進去。
裡面是一間很舊的麵店，地板是紅色的磁磚，牆上貼著一張用毛筆寫的價目表，「乾意麵 三十」、「湯意麵 三十五」、「餛飩湯 三十」，紙已經發黃，價錢是很多年前的。四張摺疊桌都收起來了，靠在牆邊，上面蓋著一層灰。店裡最後面是廚房，廚房的地上放著一個炭爐，就是那種老式的、陶土做的、外面用鐵絲圈著的炭爐，爐子裡的炭燒得紅紅的，上面坐著一個不大的鋁鍋，鍋蓋旁邊冒著細細的白煙。
阿昌伯蹲在炭爐旁邊，正在用一支火鉗撥炭。他旁邊站著一個老太太，個子很小，頭髮燙成短短的捲，穿著一件碎花的睡衣，外面套了一件毛背心，腳上穿著藍白拖。
他們兩個同時轉頭看我。
阿昌伯的火鉗停在半空中。老太太看著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後嘆了一口氣，那口氣很長。
「我就講伊會尋來。」她對阿昌伯說，「阿雄的查某囝，那個性跟伊老爸一模一樣。」
她叫秀卿，這間麵店是她跟她先生開的，開了四十年，她先生十年前走了，她自己一個人又撐了四年，六年前因為膝蓋不好，收起來了。她現在一個人住在麵店樓上。
「妳爸每天三點來，」秀卿姨說，「來拿這一桶。」
她掀開鋁鍋的鍋蓋。鍋裡的湯是深褐色的，比我爸攤子上的那鍋顏色深很多，表面幾乎沒有油花，湯底沉著幾塊骨頭，骨頭的表面是焦黑的。
「這叫湯母。」她說，「每天留一半，隔天再加新的骨頭進去熬，熬一整天一整夜。妳爸攤子上那鍋是大骨湯，是身體，這一鍋是魂。一桶湯母兌一鍋大骨湯，湯才會對。」
阿昌伯在旁邊低著頭，說：「歹勢，書蘋，我答應過阿秀，不講。」
「你答應的不是我，」秀卿姨說，「是阿雄。」
我問她，我爸死了以後，這鍋湯怎麼辦。她說她每天還是有顧，阿昌伯每天下午會幫她送骨頭過來，她自己熬，熬到三點，等一個人來拿。「沒人來拿，」她說，「我就倒一半掉，再加新的。阿昌講妳這禮拜就要頂給人家，我想說，頂給人家，這鍋就不用顧了。」
那天凌晨，我載著那桶湯母回到攤子，已經三點五十分了。阿昌伯在我後面騎。芳姨說剛剛有兩個客人等不及走掉了。我把湯母倒進大骨湯裡，用大湯杓攪了攪，湯的顏色變了，從淺褐色變成一種很溫暖的、像是焦糖兌了水的顏色。我舀了一小杓起來喝。
就是這個味道。
我小時候，我爸偶爾會在週末把我帶去攤子，讓我坐在角落那張桌子吃早餐，就是這個味道。我後來在台北吃過很多牛肉湯，有的很貴，有的有名，我一直覺得不對，可是說不出哪裡不對，現在我知道了。
四點十分王桑來了，他喝了一口，沒有說話，喝了第二口，點點頭，說：「這就對了。」他那天多叫了一碗肉燥飯。
接下來四天，我每天凌晨兩點半就騎去安平。秀卿姨開始教我。
她教我骨頭要先在炭火上烤，烤到表面焦黃，有一點點黑，但不能燒焦，焦了湯會苦。洋蔥整顆不剝皮，丟進炭裡烤到外皮全黑，拿出來剝掉黑皮，裡面是軟的、甜的。白蘿蔔切大塊，甘蔗頭要用台南本地的紅甘蔗，切一截拍裂，「這是妳爸的主意，」她說，「原本的方子沒有甘蔗。」水要一次加夠，中間不能再加冷水。火要小，小到湯面只有一兩個泡泡慢慢冒上來。
「湯母不能斷，」她說，「斷了就要從頭養，要養三個月才會回來。」
我問她這鍋湯母養了多久。她想了一下，說：「三十一年了。」
我算了一下。三十一年前，我一歲。
攤子的生意回來了。第三天開始，有幾個前兩天沒來的熟客也出現了，戴棒球帽的那個大哥說他朋友跟他講湯回來了，他特地從仁德騎過來。值大夜班的那個女生也來了，她坐在角落那張桌子，喝了一口，眼睛又紅了，跟我說：「對，就是這個。」第四天，我們九點不到就賣完了，阿昌伯說這是我爸走了以後第一次。
第五天中午，蔡佩如打電話來。
「書蘋，」她的聲音聽起來很累，背景有人在講話，「我知道妳家裡的事還沒處理完，可是禮拜一的週會妳一定要回來。機能飲料那邊說要追加一支短影音的案子，總監點名要妳。妳不回來的話，我只能交給 Jessica。」
我站在我爸家的廚房，鍋子裡在滷肉燥，阿昌伯教我的，紅蔥頭要自己炸。我說我知道，我禮拜天晚上會回去。
「好，」她說，「妳辛苦了。」她掛電話之前停了一下，又說：「書蘋，妳還好嗎？」
我說還好。這是我跟我爸說了好多年的話。
那天下午洪子翔也傳了訊息，問我考慮得怎麼樣，說房東那邊他已經聯絡過了，房東說沒問題。他還說：「聽說阿雄伯的湯這幾天回來了，許小姐真厲害。如果方便，交接的時候能不能請妳教一下我們的師傅？」
我盯著這行字看了很久，沒有回。
第六天凌晨，我在秀卿姨的廚房裡烤洋蔥。她坐在一張矮凳上看我，偶爾伸手幫我把洋蔥翻面。炭火把她的臉照得紅紅的。我從外套口袋裡拿出那張照片，放在她旁邊的桌上。
她看了一眼，就把視線移開了。
「秀卿姨，」我說，「我爸這個湯，是跟誰學的？」
她沒有回答。她拿火鉗把一顆洋蔥從炭裡夾出來，放在一個鐵盤上，洋蔥的皮嘶嘶地響。
「妳爸年輕時候是在幫人家送豬肉的，」過了很久她才說，「伊哪會煮湯。是有一個查某人，在我這裡做過工，伊教妳爸的。這個炭爐，也是伊的。」
「是她嗎？」我指著照片。
秀卿姨看著那顆洋蔥，看它的黑皮慢慢裂開，露出裡面一層半透明的白。她伸手把照片翻過去，蓋在桌上，用手掌壓著。
「收起來。」她說，「我答應過妳爸。」
我把照片收起來。那天我載著湯母要走的時候，她送我到鐵門口，膝蓋不好，扶著門框。巷子裡很暗，只有她背後廚房那一點炭火的紅光。
她叫住我。
「書蘋。」
我回頭。
「教妳爸熬湯的那個查某人，」她說，「還活著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