禮拜天晚上，我沒有搭上回台北的高鐵。
我在高鐵站的月台上站了二十分鐘，看著那班車進站、開門、關門、開走。然後我走到月台另一頭的長椅坐下，打電話給蔡佩如。我說我還要一個禮拜，用我的特休，我今年的特休還有九天沒請。她在電話那頭很久沒說話，久到我以為斷線了。
「書蘋，」她最後說，「我可以准。可是短影音那個案子，我明天就會交給 Jessica。妳懂我的意思嗎？」
我說我懂。
我坐接駁車回到市區，在我爸家把帳本攤在工作檯上，拿一張 A4 的紙，把七個名字抄下來。秀卿姨不說，萬福伯說他記不清，阿昌伯說他答應過人。可是我爸留了這本帳本，他把七個名字寫在上面，最後一頁說第七個一定要告訴他真相。我想，如果有人知道那個女人在哪裡，答案大概就在前面六個人身上。
我爸記帳的方式很亂，但有規律。每個名字的第一筆，通常會寫一點這個人的事，有時候是住哪裡，有時候是一個電話號碼，旁邊用很小的字寫著「公共電話」或是「伊阿母的」。
第二個名字是黃志明。第一筆是「九八．三．十五 永康 兩個囡仔」，後面跟著一串「湯三 飯三」，幾乎每天都有，記了八個多月，到九十八年年底，最後一行寫著「找到頭路了」，後面畫了一個笑臉。我爸畫的笑臉很醜，嘴巴歪到一邊。
旁邊有一支手機號碼。我打過去，響了很久，一個男人接起來，聲音沙沙的，背景有機器運轉的聲音。我說我是許文雄的女兒，他那邊突然安靜下來，好像他走到了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。
「我知道，」他說，「告別式我有去。」
他是告別式那天穿工廠制服、口袋插原子筆的那個人。他在永康工業區一間做機車零件的工廠當組長，上大夜班，早上七點下班。他說他下班過來，叫我等他。
七點四十分，他騎著一台很舊的勁戰停在攤子前面。我給他盛了一碗湯、一碗肉燥飯，他沒有馬上吃，先把湯匙在湯裡攪了攪，聞了一下。
「九十八年，」他說，「金融海嘯那年。我本來在一間做電子零件的工廠上班，工廠收掉了，我老婆也在那一年走了，不是死掉，是走了，跟別人走的。我帶兩個小孩，一個小二，一個幼稚園大班。那時候我每天凌晨就起床，去人力仲介那邊排隊，看有沒有臨時工。我不放心小孩自己在家，就把他們載出來。」
他說他第一次來攤子，是因為他女兒說肚子餓，他口袋裡只有八十塊。他點了一碗小碗的湯，叫兩個小孩分著喝。我爸看了他們一眼，端出來三碗大的，還有三碗肉燥飯。
「我說我只點一碗，」黃志明說，「妳爸說，我知道，這兩碗是送的，你那碗先記帳。」
他從那天開始，每天凌晨四點半帶小孩來吃，吃完把小孩送去學校，再去排隊。我爸每天都記帳，從來沒有跟他要過。
「後來我找到現在這間工廠，第一個月領薪水，我拿了一萬塊來。」他停了一下，喝了一口湯，「妳爸不收。他說，帳我是有在記啦，可是我記帳不是要你還，是要我自己記得。他說你如果真的想還，就叫你兩個囝仔好好吃予完，不要剩。」
他低頭看著自己的碗。碗裡的湯已經被他喝了一半，肉一片都沒有剩。
「我女兒現在在台中讀研究所，」他說，「兒子當兵。他們兩個到現在吃東西都不剩，在外面吃飯，同事都說他們很奇怪，連蔥花都吃乾淨。」
第三個名字只寫了「阿豪 十五歲」。第一筆是「九七．八．二 海安路工地」，下面寫著「睏在圍籬內」。民國九十七年，海安路那時候還在挖，路中間圍了很長一段鐵皮，說是要做地下街，後來做到一半就停了，挖好的地下空間封起來，變成台南人講了很多年的笑話。
阿豪的那一頁沒有電話，可是最後一筆寫著「一○三．五 出師了 水電」，後面寫著一間水電行的名字。我在網路上找到那間水電行在東區，打過去，老闆說阿豪現在自己出來接案了，給了我他的手機。
他說他晚上收工才有空，問我可不可以約在攤子。我說攤子晚上沒開，他說沒關係，「我就是想去那裡坐。」
他來的時候是晚上八點，開一台白色的中古小貨車，車斗上載著梯子跟一捆一捆的電線。他三十三歲，個子很高，皮膚曬得很黑，穿一件印著水電行名字的 Polo 衫。告別式那天穿著不合身西裝的那個人就是他，他說那套西裝是跟他師父借的，「我師父比我矮一個頭」。
我們坐在騎樓下那張摺疊桌，攤車用帆布蓋著，海安路上的酒吧剛開始熱鬧起來，有人在放很吵的電子音樂。
「我十五歲從高雄跑出來，」他說，「我爸會喝酒，喝了會打人。我坐火車到台南，身上只剩幾十塊，晚上就睡在海安路的工地圍籬裡面，那邊有工人留下來的紙板。有一天凌晨我實在太餓，聞到妳爸攤子的味道，就站在對面看，看了大概一個小時。」
我爸叫他過來。阿豪說他那時候以為要被罵，結果我爸端了一碗湯放在桌上，什麼都沒說，轉身繼續切肉。
「我吃完想跑，」阿豪說，「妳爸叫住我，說，明天四點再來。」
他連續來了兩個月。我爸沒有問他從哪裡來，沒有問他爸媽是誰，只問他有沒有地方洗澡。後來有一天，我爸帶了一個人來攤子，是社會局的社工，阿豪嚇到想跑，我爸抓著他的手腕，很用力。
「他跟我說，」阿豪笑了一下，「少年仔，你跑得走，你的肚子跑袂走。你先好好吃予完這碗，吃完再決定要不要跑。」
他沒有跑。社工幫他安排到一個少年安置的地方，後來他念了夜間部的高職，學水電，十九歲出師。他說他每個月領薪水，都會來攤子吃一碗，然後在桌上放兩百塊，我爸每次都把錢塞回他的工具袋裡，有一次塞到他回家才發現，錢跟電線纏在一起。
阿豪走之前，看了一眼攤車的瓦斯管。他蹲下去摸了摸接頭，皺眉頭。
「這條管子太舊了，」他說，「我明天下午帶一條新的來幫妳換。不用錢。」
第四個是「吳小姐 護理師 大夜」。第一筆是「一○五．九 剛畢業 薪水寄回家」。她的那一頁很長，翻了三頁，帳一直記到最近，但到後面幾年，帳的旁邊多了很多別的東西，「今日急診死兩個」、「被病人家屬罵」、「升小組長」、「考上專科護理師」，像是一本日記，只是不是她自己寫的。
我不用找她，她每天都來。她就是那個綁馬尾、在告別式上哭得比我還厲害的女生。她叫吳佩珊，三十二歲，跟我同年，在成大醫院急診室上大夜班，早上七點半交完班，八點左右來吃。
那天早上我等她吃完，才把帳本拿給她看。她翻到自己的那幾頁，看了很久，看到「今日急診死兩個」那一行，她用手指摸了摸那幾個字。
「我那天回來，一碗湯都喝不下，」她說，「妳爸也沒問，就坐在我對面，陪我坐到他收攤。」
她說她剛畢業的時候，薪水一大半要寄回屏東，家裡弟弟還在念書。她每天下班吃一碗湯一碗飯，那是她一天裡唯一一餐正常的飯。我爸讓她賒，賒了快兩年。
「妳爸說，妳救人，我餵妳，這樣剛好。」她說，「他說妳不用還，妳只要好好吃完。」
她把帳本合上，放在桌上，兩隻手壓著封面。然後她說：「書蘋，那天凌晨，是我值班。」
我看著她。
「救護車送進來的時候，我在急救室。」她說得很慢，好像每一個字都要先想過，「我們做了四十分鐘。他中間有醒過來一次，很短，大概十幾秒。他看到我，認出我了，他嘴巴在動。」
「他說什麼？」
「我聽不清楚，」她說，「我把耳朵靠過去。他說，湯。他說了兩次湯。」
她哭了。我沒有哭，我坐在她對面，看著她哭，然後我站起來，去攤車那裡幫她又盛了一碗湯，放在她面前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拿起湯匙，一口一口喝完。
第五個名字是「阿川 送報」，那一頁很短，只記了三年。我去問芳姨，芳姨說阿川是以前每天凌晨騎腳踏車送報的老人，五年前走了，他太太現在住在神農街附近，在家裡幫人家做手工。我去找她，她很瘦，坐在門口折紙蓮花。她說她先生走之前在醫院，有一天突然跟她說，他還欠阿雄一碗湯，那天下雨，阿雄請他吃，他說他明天要來還，後來就沒有去了。
「伊講，」阿川嫂說，「欠人一碗湯，嘛是欠。」
她要給我一百塊。我推了回去，就像我爸推回萬福伯的錢一樣，推的時候我才發現，我推的動作跟他一模一樣，手掌朝外，往對方胸口送。
那個禮拜，攤子上來了一個新客人。
他是個外送員，看起來不到二十歲，瘦瘦的，戴著一頂黃色的安全帽，凌晨五點多停在攤子前面，點了一碗大碗的湯加一碗肉燥飯。他吃得很快，吃完要付錢的時候在外套口袋裡掏了很久，臉越來越紅。他說他的錢包不見了，可能是剛剛送單的時候掉在哪裡，手機也沒電了，沒辦法轉帳。
「歹勢，」他說，「我等一下送完單再拿回來。我叫魏承恩，我把身分證押在這裡。」
他要把身分證掏出來，我叫他收起來。
「你下次來再給就好。」我說。
他愣了一下，說了好幾次謝謝，騎車走了。阿昌伯在旁邊洗碗，什麼都沒說，可是我看到他嘴角動了一下。
那天下午，我把帳本翻到第六個名字。
前面五個人，我都找到了，或是找到了他們的家人。第六個我一直跳過，因為那一頁跟其他的都不一樣。它只寫了「阿娟 嘉義」，下面只有很短的幾行，日期全部集中在民國八十六年，「八六．三．九 湯二 揹一個三歲的查某囡仔」、「八六．三．十 湯二」、「八六．三．十一 湯二」，到「八六．四．二」就停了。之後一整頁都是空白的。
可是在這一頁的下方，有一行字被我爸用藍色原子筆圈起來，圈了好幾圈，圈到紙都起毛了。那行字的墨水比上面的新很多，跟最後一頁那兩行一樣抖。
「伊的女兒，現在應該跟書蘋一樣大了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