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沒有馬上報警。
不是不報。是我知道，這個時間報，來的會是巡邏的員警，做一份現行犯的筆錄，把地上這個左眉有疤的人帶回去，問一問，隔天交保。他只是一隻手。他不會講是誰叫他來的，就算講了，也只會講到一個綽號、一支預付卡的號碼。那台白色廂型車會消失，那支會反光的錶會有一整桌人幫它作證。上一世所有的證據都停在「電線老舊」四個字上，這一世我不要它停在「一個縱火的臨時工」七個字上。
我要的是那張表。是簽名的人。
顧承澤把那個人的手用他自己的紅色證帶反綁在塑膠籃的鐵架上，綁得很熟練，繞兩圈，一個結。那個人罵到後來沒力了，靠在籃子上喘。顧承澤蹲在他面前，把那張工作證舉到他眼前。
「宏昌工程。」顧承澤念出來，「你是宏昌的。」
那個人不講話。
「宏昌是李董的營造包商。」顧承澤站起來，走到我旁邊，聲音壓得很低，「三年前就是這間公司，在三重，一整排老店面，一場氣爆，兩個人。報紙寫瓦斯管線老舊。半年後那塊地是李董的。」
我看著他。攤子裡的燈我還沒開，橘光照在他半張臉上。
「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細。」
他沉默了一下。這一次不是那種留一半謊的沉默，是要不要把整個都拿出來的沉默。
「三重那兩個人，」他說，「一個是我阿嬤。一個是我媽。」
巷口的風把焦味捲進來又捲出去。我沒有出聲。
「我姓顧，跟我媽姓。」他看著地上那個人，眼睛沒有焦距，「我爸姓李。就是那個李董。我十歲那年他丟下我媽，我跟我媽回三重，我媽在阿嬤的麵店裡幫忙。那間店開四十年。他們不肯簽，說祖公留下來的。氣爆那天晚上，我在補習班。」
「你確定是他。」
「我不確定。」他終於把眼睛轉回我身上，「所以我花了八年。我進了他公司底下一間子公司做事，沒讓他認出來——他根本不記得我長什麼樣。我看得到那張表，因為我就在裡面。三十七份同意書，A那一疊是母本，右下角有一個核准欄，那個字，」他停住，「是我爸簽的。他簽自己名字有一個習慣，『李』的木字最後一豎會頓一下再拉。我從小看他簽支票看到大。」
我懂了那句話了。你要找的不是縱火的人，是簽名的人。他找的那個簽名，是他爸的。
「還有一個人的字，」他說，「你們家、豆花王阿姨、王阿桂、周金水，那四份偽造的簽名，是同一隻手。那隻手我也認得。是我爸事務所裡那個代書，姓李，不是親戚，是他跟了我爸二十年的老幫手。三重那次的瓦斯申報單，也是他寫的。」
我把那疊我貼身帶了兩天的影本從內袋拿出來，四張，被汗浸得軟軟的。我攤在檯面上。顧承澤打開手機的手電筒，光從紙下面穿上來，字浮起來。他看那四個「往右下甩、末端積一個小點」的收尾，看了很久，喉結動了一下。
「就是他。」他說。
我把手電筒關掉。天快亮了，鐵捲門的縫從橘色變成灰白。第一台資源回收車的音樂從文林路那頭飄過來，很遠。
「所以你要的，」我說，「是把你爸送進去。」
「我要的是一份能成立的案子。」他說，「三年前那件已經結案了，簽結，沒有人被起訴。要翻它，我需要一件新的、有活口、有現行證據的。」他看著我，「我等的就是這個。今天晚上這個，就是。你活著，攤子沒燒，記錄器拍到人上去、拍到火、拍到宏昌的工作證。這是三年來第一次，火沒有燒成他要的樣子。」
我忽然明白，這個人為什麼從第一天就站在暗處看攤子，為什麼知道編號、知道份數、知道李董的錢禮拜三進帳。他不是來救我的。他從頭到尾說的都是真的。但我們要的東西，這一段路是同一條。
「顧承澤。」我說，「我要救我阿嬤的攤子。你要辦你爸。這兩件事，今天以前是兩條線。」
「今天以後是一條。」他接。
「條件。」我說，「你手上那張表、那三十七份的母本、還有你這八年蒐的東西，全部拿出來，跟我這邊的疊在一起。我不要你留一半。」
他看著我，那種不像應酬的表情又出現了，眉毛往上抬一點。
「你憑什麼信我不留一半。」他說。
「我不信。」我說，「所以我要你先拿。你先拿，我才把記錄器的檔案給你。你留一半，我這邊的活口跟影片就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」
他笑了。天光裡他那張臉第一次有了點溫度。
「你在夜市站十年，」他說，「不是白站的。」
地上那個左眉有疤的人忽然開口，聲音沙啞：「你們……我什麼都不知道。我只是接電話，一晚三萬。」
「誰打電話給你。」我蹲下去問。
他閉嘴了。
我把攤子的燈打開。日光燈管閃兩下才亮，白光一照，滿地都是乾粉、翻倒的塑膠籃、燒黑的保麗龍。我先做的不是問話，是拍。我拿手機把每一樣東西拍下來：他帶來的那把鋁梯還架在鐵皮邊，梯腳有宏昌的財產編號貼紙；他口袋裡掉出來的打火機，是那種加油站送的塑膠殼；接線盒下面那圈繞在鐵管上的細銅絲，昨天我點的那一小點白色油漆已經偏了，證明有人動過。全景、特寫、比例尺，跟昨天在鐵皮上拍的那一套一樣。
拍完我打電話給周師傅。天才亮，他還在睡，接起來聲音很鈍。
「師傅，你昨天寫的那張收據還在嗎。」
「在啊。」他咳一聲，「我攏照你講的寫，原接點有人為改接痕跡，斷開的銅線我閣拍了照。你到底欲創啥。」
「等一下有警察去攤子，你把那張收據跟照片帶過來。」我說，「你只要講你看到什麼，別的不用講。」
掛掉電話，我才撥一一九，然後撥一一〇。這一次我不是去消防隊講一件還沒發生的事，我是站在一個燒過的攤子裡，報一件正在發生的現行犯。有火過的痕跡，有人被綁在那裡，有梯子、有打火機、有工作證。制度是給發生過的事用的——現在，它發生了。
顧承澤在我打電話的時候，把他自己那份東西從牛皮紙袋裡拿出來，攤在檯面上，攤得很快，像已經想了很久要在哪一刻攤開。三十七份同意書的清單，一張列印的表格，每一戶後面有勾、有日期、有負責的編號。母本影本，右下角那個核准欄，「李」字的木字最後一豎頓了一下才拉。還有三重那件的舊剪報、一張泛黃的瓦斯申報單影本。
「我這邊是動機跟脈絡。」他說，「你這邊是活口跟現行。兩邊拼起來，才有辦法讓檢察官不簽結。」
我把記帳本後半頁那一疊也拿出來：偽造的四份簽名、豆花阿姨按了手印的自白、我拍的內湖那桌的線索、志豪那台白色車的車牌、代書李某的名片、還有最要緊的——協議書上寫的簽署日期七月三十一號，那天阿嬤在高雄舅公的告別式，來回兩天，這條街沒有人簽過任何東西。
「日期是死的。」我說，「人在高雄，就不可能在台北簽名。這一條，鑑定都不用，翻行事曆就破。」
顧承澤看著那兩疊疊在一起的紙，看了很久。
顧承澤把那支反光的錶、那台白色廂型車、還有志豪副駕上那隻撐著窗框的手，一件一件在我腦子裡串起來。他站在攤子中間，天光從鐵捲門的縫斜切進來，切在那疊焦掉的保麗龍上。
「陳志豪在車上。」他說，「他親自來監工。這是他第一個錯。」
「第二個錯呢。」
「他以為你昨天晚上會睡在裡面。」顧承澤看我，「他以為，燒的是你。」